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12日电 题：《李迅雷：靠房价助推消费不可持久且导致结构扭曲》
作者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7%，但为何许多读者对自己收入都不满意呢？这实际上反映出收入的结构问题。
如下图所示，占全国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但同样占全国人口20%的中等收入家庭，其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却只有3.1%，考虑到通胀因素，实际增长率几乎接近零。即便将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这两个组与中等收入组合并，则该大组的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2018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也只有4.4%。
不同收入组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有人或许会问：去年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还算不错啊，这不是可以拉动消费吗？但问题在于，占全国人口20%的低收入组人口收入水平只有高收入组的9%，收入基数太低，对消费的贡献仍十分有限。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家对于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争论不休，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分化问题日趋明显，高收入和低收入者均高增长，中间的主体部分则在下沉。因此，如何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点。
靠房价助推消费不可持久且导致结构扭曲
我们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房价与消费的相关性，因为我们发现房价涨得多的城市，消费相对表现也会更好一些。
例如在2015-2016年小城市房价大幅回落时，小城市的消费走势也明显落后于大城市。2017年以来，小城市棚改继续刺激、大城市地产调控收紧后，小城房价涨幅遥遥领先于大城市，消费增速上的优势也明显扩大。
从理论上讲，房价上涨刺激消费也是合乎逻辑的。
一是房价上涨会带动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加快，使得与商品房相关的商品销量上升，如家电、家具和建筑装潢。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大幅上升，同时，家电和家具销售额增速均比2016年要高，且维持在10%以上。到了2018年，由于房价出现了涨跌分化，销售额小幅增长，也使得家电、家具和建筑装潢消费额增速回落。
二是房价上涨会增加购房者的财产性收入。房价上涨对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十分明显(尤其对拥有多套房的高收入阶层)，从而拉动消费(尤其是高端消费)。简言之，房价上涨对“房东”有利，对“房奴”未必。
三是居民消费行为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到居民资产和财富变动预期影响，因此财富的增值和减值也会改变居民消费信心和行为。房价上涨时，财富效应会提高消费信心，促使居民增加消费；房价下跌时，居民消费信心不足，从而缩减消费。
但是，大部分读者对我们这一观点存在异议和误解。所谓异议，即认为房价上涨导致他们的购房成本大幅上升，还贷压力导致无钱消费，因而出现“消费降级”。应该说，消费“感受”与消费数据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不匹配。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结构中，高端消费、奢侈品消费比重在扩大，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例如，麦肯锡中国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不少读者认为我们是在主张房价上涨，以拉动消费，这就有必要辩解了。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发现，200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由房地产直接加间接贡献的，说明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过高，容易造成金融风险，因此，我们非常赞成“房住不炒”的理念。
过去10多年来，为了实现稳增长，政策上偏向于刺激房地产，尽管刺激会带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旺盛，但会扩大收入差距，并使得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固化，不利于消费。同时，金融风险也会不断积聚，一旦风险爆发，其负面影响之大难以预估。
从今后几年看，房地产周期终将回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出现负增长，届时高端消费风光不再，这样的结局一定合乎逻辑并成为事实。
此外，不少读者对于“居民杠杆率提升促进消费增速加快”表示不可理解，因为从直觉看，举债增加，消费就要减少。但是，居民的房贷，实际上和居民消费分期付款一样，都属于“消费贷”，而且居民杠杆率提高，也不完全加在房贷上，这些年信用卡泛滥、信用消费膨胀，多是各大金融机构为了牟利而“促消费”，毕竟居民的消费贷坏账率远低于企业贷款。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事实上，统计主要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速之间的关系，发现的确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无论是刺激房价上涨或鼓励居民加杠杆消费，均属于“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都会加大全社会杠杆率提升和金融泡沫膨胀，最终一定会诱发金融危机。因此，我们的长期观点一直主张去杠杆和抑制金融泡沫与房地产泡沫。
扩大消费路径：少补贴企业，多补贴居民
去年以来，减税降费力度很大，但主要是针对企业减税降费。当然，个税调整后，对中低收入阶层也有一定的税负减少，有利于促进消费。不过，总体而言，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是偏少，投资对GDP的贡献严重偏高。因此，扩大消费、减少投资是大势所趋。
基于此，我认为，在最终消费领域给中低收入居民以补贴，既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又可以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更加符合国际规范。
我们现有的企业补贴，包括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优惠贷款、特殊基金等多种形式，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为了发展金融、高科技等产业，所采取的税收优惠以“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为主。但这样相互攀比的补贴政策，在同质化竞争条件下，最终往往导致全社会产能过剩。
2015年年初开始，全国各省市级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主导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掀起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新浪潮，如服务业引导基金、专项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对于企业仍然存在变相补贴的形式。
根据投中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截至2018年6月，国内共成立1171支政府引导基金，总目标规模达58546亿元(含引导基金规模+子基金规模)。
因此，减少对企业的补贴，一方面符合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另一方面，结余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相应增加对居民部门的补贴。补贴居民部门，至少可以有以下三个路径：
第一，通过消费补贴或调整消费税税率等方式，鼓励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扩大服务业消费空间。如扩大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扩大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新型信息电子产品等领域的消费。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第二，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让中国中低收入阶层敢消费，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8.7万亿元 ，但实际补充作用是高估的。根据去年颁布的《实施方案》，当前的国资划转补充社保基本只获得企业分红和资本运作收益，而且划转企业相对较少，填补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能提高划拨比例至20%，同时，在国资委的准许下，若通过社保减持适当引导国有资本从传统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的产业优化，也能改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的局面，而且可以弥补社保资金的缺口。
第三，如前所述，通过减少对企业补贴、增加对中低收入居民补贴幅度的方式，优化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对居民部门财政支出的比重。此外，增加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应增加居民收入，也是可行之策。
总之，未来消费对GDP的贡献一定会比现在大幅增长，即经济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但这一定需要通过结构改革实现。(中新经纬APP)
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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