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机构“过冬记”：催收低效与银行撤资两大掣肘待解

　　助贷机构“过冬记”：催收低效与银行撤资两大掣肘待解

　　陈植

　　目前，越来越多银行与信托公司都在评估不同消费场景的不同信贷资产质量，将资金向流量大、信贷资产质量相对不错的消费场景倾斜。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而言，将是一场生死大考。”一家中小型助贷机构负责人王强(化名)如此感慨。

　　尽管去年金融监管趋严，他所在的助贷机构仍交出一份不错的业绩答卷：全年业务营收同比增速逾30%。然而，随着疫情发展，目前平台接连遭遇贷款逾期率跳涨，合作银行收紧助贷资金投放门槛，新增贷款用户不敢放贷等经营窘境。

　　“一季度我们业务规模同比下滑逾15%，更让我们担心的是，逾期率跳涨12个百分点，一旦它们变成坏账，可能吞噬过去数年所积累的大部分利润。”王强直言。多家合作银行一见平台逾期率跳涨，纷纷调整助贷合作模式——从原先谈妥的利润分成，重新改成助贷机构提供坏账兑付担保，令平台资金压力骤增。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多数助贷平台都不同程度遭遇上述经营挑战，相比大型助贷平台凭借资金实力与以往经营业绩，继续赢得银行等资金方的青睐；不少中小助贷机构日子则相当难过，优质客源获取难，资金方收紧资金门槛，逾期率居高不下。毕竟，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平台助贷业务彻底“崩溃”。

　　“如今海外资本市场也关注到疫情令助贷机构潜在逾期率与坏账率双双抬高，若我们逾期率无法快速下降，年内海外资本市场借壳上市的目标估计也无从落地。”王强直言。

　　银行资金方的撤资挑战

　　得益于消费金融市场持续增长，不少涉及助贷业务的海外上市消费金融平台均交出一份不错的业绩答卷。比如维信金科去年业务收入达到38.64亿元，同比增长41.2%，净利润达到6479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乐信去年营收额达到106亿，同比增长39.6%，实现净利润23亿，同比增长16%。去年刚转型助贷业务的信也科技(原拍拍贷)总营收达59.63亿，同比增长31.2%。净利润为23.75亿元，同比小幅降低4%。

　　“但随着疫情发展，助贷业务逐年高速成长的轨迹可能将被打破。”王强直言，一方面，疫情发展导致借款逾期率跳涨，令助贷平台背负较大的坏账增加压力，进而吞噬大量利润。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居民足不出户，相应的消费信贷需求骤降，令平台成交量缩水。

　　他初步估算，一季度他们助贷业务的规模同比缩水约15%，逾期率却直线上升12个百分点。

　　乐信CEO肖文杰也感受到疫情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他表示，受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公司位于武汉的一个运营中心延迟复工，令公司贷后管理产能受限，但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目前业务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逾90%。此外，乐信积极调整了获客策略及资产管理策略，令一季度借款撮合金额高于320亿，同比增幅反而超过60%。因此公司暂时没有修改今年1700-1800亿元业务量的发展目标。

　　不过，中小助贷平台未必有如此迅速的“应变能力”。

　　王强告诉记者，由于逾期率直线上升，合作银行已压缩约30%助贷资金投放规模。这背后，是银行等资金方担心逾期率上涨，可能令坏账率随之突破助贷坏账率不得超过1.5%的约定。

　　“其间个别中小银行向我们暗示，他们可以不撤资，前提是助贷机构需改变此前的利润分成模式，转而采取坏账兜底担保模式，即助贷机构先在银行存入一笔风险准备金，若坏账率超过1.5%，超出的部分由银行从风险准备金直接扣除。”他透露。

　　这意味着，银行将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部分逾期坏账风险悉数转嫁给助贷机构，一旦答应银行条件，助贷机构资本回报率骤然下跌4-5个百分点，对年内海外资本市场借壳上市相当不利。

　　一家城商行消费金融部门业务主管则向记者解释说，目前银行是否从助贷机构撤资，除了关注助贷机构逾期率与坏账率等运营指标，还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对助贷机构以往历史业绩，以及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风控应对策略是否认可。

　　“目前我们采取的是调仓策略，即从中小助贷平台压缩助贷规模，将资金转向行业头部平台，因为后者更有资金实力(兜底)，相应的风控模型也更成熟完善，更有底气扛过疫情冲击波。”前述银行人士介绍。

　　在王强看来，随着银行压缩助贷规模，也让平台错失不少业务机会。比如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越来越多务工人员需借款进城租房寻找工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些业务需求。

　　“令人唏嘘的是，我们风控部门对此比较满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很多中小企业何时恢复元气，担心企业降薪导致务工人员难以按时还款。”他对此颇为无奈。目前，他们只能聚焦对存量借款人适度提高借款额维持业务扩张，但此举不足以实现平台年内业务规模同比增速35%的经营目标。

　　中小平台困局自救方案

　　面对经营压力，不少助贷机构开始借助拓展新消费场景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近期我们一直与在线教育、生鲜超市等平台沟通，能否将我们线上智能信贷服务嵌入到这些场景。”王强告诉记者，但他发现，这些场景的获客导流并不低。若算上场景方收取的合作费用，单个客户平均获客成本超过700元/人，且这些消费场景不少优质客户都拥有信用卡，未必愿承担较高利率向助贷机构借款消费。

　　他坦言，自己必须迎难而上，因为能否获得优质消费场景，同样会影响合作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助贷资金投放力度。目前，越来越多银行与信托公司都在评估不同消费场景的不同信贷资产质量，将资金向流量大、信贷资产质量相对不错的消费场景倾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目前不少成熟消费场景已被大型助贷机构捷足先登。比如维信金科向中国逾230个城市150多万中国电信客户提供手机购买分期服务，去年业务量达到8.73亿元人民币；乐信则通过接入大量超市、便利店、娱乐休闲、餐饮美食等线下门店消费场景，去年实现线下交易量205.6亿。

　　“市场先发优势的确帮助他们大幅降低获客成本，令助贷产品利率更具竞争力。”王强直言，受制消费场景缺乏与银行信托助贷资金融资成本较贵，中小助贷机构的运营成本比大型平台高出2-3个百分点，令他们在获取优质客源与业务布局方面更显劣势。

　　令他更头疼的是，当前催收受阻导致回款缓慢，进一步放大中小助贷平台的生存困境。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机器人智能呼叫进行催收，收效并不高。因为很多借款人直接以受疫情冲击为由要求延期半年还款，或减免还款额。”他告诉记者。其中一些借款人听了反催收联盟的唆使，抱着侥幸心理“赌一回”，因为他们听说疫情期间个人还款逾期不上征信，也就变得“有恃无恐”。

　　“现在我们只能尽可能压低借款人的借款额度，以规避新的道德风险出现。”他直言。此举却令助贷平台更加入不敷出，缺乏足够利润填补潜在的坏账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近期出台的《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显示，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完善反欺诈模型运用，推进信息共享联防。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应立即停止融资支持，并通过上报征信、诉讼等惩戒措施，有效防控道德风险。

　　“现在我们只能一方面与其他助贷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反欺诈联盟以遏制恶意不还款现象蔓延，一方面仍以还款逾期将纳入个人征信记录施压，督促他们按时还款。”王强指出，只有回款额持续增加(逾期率走低)，才能令平台助贷业务避免遭遇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