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航天五年小考：明星项目能得几分？

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习生 杨彦帆 长沙报道

　　导读

　　在全球商业航天的市场份额划分中，火箭发射、卫星研制，只是漂浮在海平面上的冰山一角，真正占大头的是埋藏在海平面下的应用市场。

　　4月23日，一年一度的“中国航天日”前夕，中国航天大会商业航天产业国际论坛在长沙召开。

　　登台发言的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李纲要表示有些疑惑。论坛关于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的发言，让他“热血澎湃”；但论坛转到投资界人士的讨论，嘉宾的观点却让他感受到艰难的情绪。

　　他这次登台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的航天园区招商引资。他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商业航天，现在怎么了？人们谈论的“大航天”时代，究竟会不会来。

　　中国商业航天的“元年”肇始于2015年。这一年，国内首颗商业卫星“吉林一号”成功发射，两大航天“国家队”公布商业航天发展规划，一大批明星民营项目“爆发式”成立。其后的三年间，中国完成了商业航天的“从0到1”，从卫星和火箭研制到卫星在轨运营及商业化应用的全产业链，初步搭建。这三年间，不停有资本、创业者入局，一大批民营创业项目从幕后走向镁光灯前，资本市场关于商业航天的豪言壮语持续不断。

　　然而，时间来到2019年，随着最早一批民营明星项目开始提交技术验证、商业化的“答卷”，尤其是一些明星项目技术验证的失败，搅动着航天市场的“一池春水”。身处圈外的分析者们，情绪显得较为复杂——国内商业航天的2019年，究竟是进入“爆发期”还是“瓶颈期”？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的五年“小考”，到底提交了什么业绩？站在2019年往后看，中国商业航天的未来在哪里？

　　第一批明星项目“交答卷”

　　在中国商业航天的“创业大学”中，2015年至2016年“入学”的民营项目是备受瞩目的明星。2018年下半年开始，2015级、2016级的明星学生们开始提交“答卷”。不过，现实的“答卷”，并没有演示文稿中描绘的愿景那么“丰满”。

　　最近登场的，是2015级代表零壹空间。早前的3月27日下午17时39分，该公司首枚OS-M系列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发射后的50秒左右，一二级分离，火箭姿态失稳，在肉眼可见范围内出现下坠，升空未果。

　　五个月前的2018年10月27日，另一名2015级代表蓝箭空间曾尝试发射自主研发的“朱雀一号”运载火箭。这是中国民营航天公司第一次进行入轨火箭发射，以失败告终。

　　此前，零壹空间与成立于2016年的星际荣耀曾成功发射亚轨道探空火箭。然而，直到2019年，国内的民营火箭还未真正实现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的“五年”小考，随着一批“考生”的提前交卷，引发市场各方复杂的情绪。多少有些意料之外，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表现得依然乐观。

　　赛思库创始人兼CEO党炜认为，火箭在供应链上的核心，也就是发动机要自行研制。相比于卫星来说，火箭的研制周期会更长，十年造一“箭”是客观规律。两次民营火箭探索失败，也是火箭研制长周期客观规律的体现，并没有影响“大航天”时代来临的光明前景。看起来不太好的情况，不过是长周期的大机遇中出现的“波折”。

　　相比之下，卫星的研制周期要比火箭短得多，只需要大约三五年。民营卫星的“答卷”也符合这一规律。2016年成立的天仪研究院，至2019年已拥有五颗微小卫星成功进入太空。2015年发射的“吉林一号”，以及上市公司欧比特的“珠海一号”星座，正提供遥感大数据服务。

　　这也是国外对手走过的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早在 2002年成立，而直到2009年才成功完成第一次商业发射。国内明星“考生”探索四五年交出的“答卷”，并不能说太差。

　　长江航天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管理部部长胡晓涛则发现了更多积极意义。他认为，一系列的民营火箭发射行动，至少验证了国家政策对商业航天的许可，以及相关审批流程已向民营企业“开闸”。

　　国家政策释放出了鼓励和开放的信号。“军民融合”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明确的思路。目前，国家航天法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商业航天有关的要求也将纳入到整体法规当中。

　　这种乐观情绪，还在吸引着众多“玩家”展开行动。星途探索的运载火箭，目前已进入最紧张的地面实验阶段，预计在今年的第二季度5到6月份完成首飞。前述提及的星际荣耀，自主研发的四级固体运载火箭也将于5月中下旬发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2019年将有接近10次民营火箭发射探索。

　　“这些(民营航天)项目似乎有些着急了，试图证明自己有进入太空的技术。”胡晓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不过也容易理解，现在国内出现这么多商业航天项目，他们必须跑在竞争对手前头，才能增加在市场存活的几率。”

　　伴随着明星项目“交答卷”，越来越多来自资本圈、园区的“玩家”涌入了商业航天领域。

　　经纬创投、中科创星等一批明星投资机构，已在2015年开始陆续入场。而在长沙中国航天大会展会现场，“航天产业园区”、“地理信息小镇”等名称的地方政府招商团队，已在展位中占有一席之地。登上论坛演讲席的李纲要，便是地方招商引资团队的一员。

　　除此之外，平安保险等金融机构，亦在展位上展示其“航天保险”产品。

　　未来宇航研究院创始人牛旼认为，越多“局外人”进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会。

　　“现在第一批考生已交卷了，有的过了及格线，有的拿了80分，有的拿了90分”，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但分数的高低并不会影响这些项目未来的表现。商业航天不存在一考定终身，对技术的探索还将继续。随着更多相关主体入局，商业航天的未来将更值得期待。”

　　触摸到商业模式的门

　　两次民营火箭探索进入太空而未果，某种程度意味着演示文稿讲述的商业故事，得不到技术支撑而无法转化为现实。

　　牛旼认为，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进入第五年的关键节点，商业航天项目一是要证明技术过硬，二是要实现商业化。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一网公司(One Web)等优秀企业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演进路径。国内民营火箭、民营卫星项目正在对照国外技术路径进行验证。不过，在商业化路线上，一则市场需求存在差异，一则大部分项目的技术验证还未到商业化落地阶段，国外并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提供借鉴。

　　站在2019年的节点，中国商业航天的“商业”出现了什么突破？

　　“我们终于摸到了商业模式的门。”赛思库CEO党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2018年以来业内的一系列消息说明，国内商业航天项目正开始接触商业化。”

　　目前，国内的一些商业航天项目，正在尝试着将已掌握的技术转化成财富。已运营十余颗卫星的天仪研究院，把目光放在科学实验与技术验证上，就像是把客户的实验设备送到太空，以收取服务费用；九天微星的业务主线，则是“星座+物联网应用服务”和“立方星+教育应用系统”。

　　党炜所在的赛思库，则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其技术基础是，用商业级元器件代替航天级元器件，同时辅之以大数据技术，进一步降低元器件的成本。这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已经验证的技术路径。赛思库的商业模式便是依托前述技术，为火箭、卫星提供低成本元器件供应链。

　　牛旼甚至发现，一些项目目前已经有了规模化、持续性的订单。这种订单对项目的良性发展尤为重要。

　　过去20个月，微纳星空签了2.06亿的订单。该公司总经理高恩宇表示，2019年的销售目标是新签合同1个亿和实现到账营业收入1个亿。这两个目标今年还要继续实现。

　　技术还没有最终成熟，都不妨碍市场对中国民营火箭的信心。

　　4月25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字丝绸之路”分论坛现场，“优等生”代表蓝箭空间与英国Open Cosmos公司、意大利D-Orbit公司签署合同，累计金额过亿元。

　　早前，该公司创始人张昌武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蓝箭空间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已经有了一个国家队的订单”。

　　不过，国内的商业航天项目并不能沾沾自喜，国外商业航天跑得更快。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最强火箭重型猎鹰于今年4月11日进行首次商业发射。这标志着该公司将进入超大载力的“太空快递”和载人市场。同时，亚马逊宣布进入卫星互联网市场，推出“Kuiper”项目，计划通过3000多颗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宽带网络。该星座将与太空探索公司的“星链”(Star link)、一网公司的卫星星座以及“脸谱”(Facebook)的卫星星座短兵相接。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本来就有一家商业火箭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这两家公司如何在商业模式上相互配合，看点十足。

　　“国内国外还是存在差距的。”党炜说。

　　应用市场的未来

　　摸到商业模式的门，既是明星项目们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某种压力的先兆。只有能落到实处的商业模式，项目才能存活。李纲要登台时提及投资人士不太乐观的情绪，来源于部分投资人的判断。

　　目前，国内商业航天领域，无论是已落地的项目，还是留存在愿景描绘中的文字，或多或少都提及“商业模式”——商业火箭项目，大多聚焦微纳卫星星座组网带来庞大的发射和补充备份星需求；商业卫星项目，则大多是体制内技术人员完成卫星研制，再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运营服务。

　　但与国外发展情况不同，国内一提及商业航天，要么是造火箭，要么是造卫星，将两者之外的业务作为主业的项目，十分鲜见。

　　“国内项目过于扎堆在火箭发射、卫星研制环节了，项目间的差别不大。”胡晓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做商业火箭的，一般都是先做固体燃料火箭，再做液体燃料火箭；先攻克发动机相关技术(再做箭体)，好像是同一个项目出来的一样。”

　　4月23日，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在发言中提到一组数据，引发当天众多商业航天从业者的讨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从事运载火箭制造的商业企业有49家，其中国有企业8家，民营企业41家；而从事卫星制造的企业有15家。

　　胡晓涛认为，前面的数据说明，目前商业火箭的赛道已非常拥挤了，同质化现象严重。而同质化的结果，很可能加剧市场的竞争和淘汰，迫使一些项目团队情绪浮躁，贸然进行技术验证，造成资源浪费。

　　尽管传统的测绘、遥感、通信等卫星应用业务，国内市场早已有之。而从市场角度看，应用产业链仍然可以继续扩展，除了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常见应用，还可以在空间站应用、空间科学实验等探索新的应用。比如，围绕空间站也有大量航天应用可做，围绕整个空间站的运营和管理需求，会催生大量的航天企业。

　　但2015年后的这一波“商业航天”浪潮，并没有涌现以卫星应用为主业的明星项目。

　　在全球商业航天的市场份额划分中，火箭发射、卫星研制，只是漂浮在海平面上的冰山一角，真正占大头的是埋藏在海平面下的应用市场。

　　2018年6月美国卫星工业协会(SIA)发布的卫星产业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空间产业总产值为3480亿美元，其中卫星发射为46亿美元；卫星制造为155亿美元，为卫星发射的三倍以上；而卫星地面设备业务、卫星服务业务分别为1198亿美元和1287亿美元，均是卫星制造10倍量级的产值。

　　目前国内尚未有卫星产业产值的统计。据未来宇航研究院统计数据，2018年商业航天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卫星应用和卫星发射领域，分别为19.72亿元和11.45亿元；其中，卫星遥感应用与卫星发射的比重差不多持平，均为30%左右，而卫星通信应用和其它应用的总额，所占比重不到卫星遥感应用一半。但如果剔除上市公司数据，2018年商业航天的主要投资一边倒指向卫星发射。

　　这与国外10倍量级差额的情况，差别甚大。

　　之所以少见明星项目进入市场，胡晓涛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火箭、卫星等基础设施还未成熟，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项目创始人来自航天系统的技术团队。

　　这与国外大相径庭。国外明星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贝佐斯等人，本身是有大型企业成功管理经验的“亿万富豪”。

　　“如果现在仍要进入商业航天，应用市场是个非常大的机会。”胡晓涛说。

　　目前，国内商业航天项目在应用市场已有一定经验。在遥感大数据领域，欧比特试图让卫星遥感应用落地：在珠海市打造样本工程，将欧比特的数据和服务用于“绿水青山一张图”，应用于政府规划的工程。

　　更多经验还在探索。

　　就在4月24日“中国航天日”，汽车品牌WEY与中国航天基金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合作包括运作首个中国航天机构与中国车企的“联合技术创新中心”，聚焦航天技术往汽车技术的迁移；同时，还有脑洞大开的“冠名”品牌营销活动，国内首枚海上发射的火箭命名为“CZ-11 WEY”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