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打造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8日电 题：《刘尚希：打造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作者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如何看待与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是认可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恢复可能超出了预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与经济社会发展挑战。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中国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所以在全球疫情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先是陷于停摆，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政策的外力应转化为经济的内力

　　我认为中国经济恢复是由于政府发挥了作用，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框架来观察，还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考虑如何将依靠外力恢复转向依靠内力恢复。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来实现自我恢复。好像新冠肺炎患者一样，首先是靠药物来控制病情，最终预后情况如何，还是靠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免疫力，也就是他的内力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些病例，靠药物控制大大地好转了，甚至可以说脱离了危险，但后来病情又急转直下，最终不治而逝。这就说明外力强大但内力脆弱，内力没有跟上外力，最终还是无法挽回生命。

　　社会经济体与此也是类似的，治理经济与治病的过程是可以类比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利用各种各样先后出台的政策，有效对冲疫情的冲击，从而使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超预期的表现。但这种情况的延续，最终还是要从提升内力方面下功夫，我认为这是宏观政策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要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综合考虑到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从“以外力为主”逐渐转变到“养内力”，要靠内力来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正增长，这是我们在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时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

　　近年来经济下行反映出经济内力不足，疫情冲击雪上加霜

　　我们的经济内力怎么样呢？长期来看，经济内力就是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百分之十几，到个位数，受到疫情的冲击甚至产生了负增长。比如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1%，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6.8%。之所以一路下行，根源是内力不足，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放在中期框架里来看，疫情的冲击导致了更大程度的下滑，可以说是断崖式的。疫情冲击带来的不仅仅是外伤，实际还会带来内伤。这个内伤表现在对供给侧、需求侧、实体经济以及对整个社会心理的冲击，还加上全球外部环境的极大变化，这些方面综合形成了它的内伤，这种内伤要恢复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如何通过外力来培养内力，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呢？这需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考虑。中国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活不同层次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实现内力恢复的一个根本途径。现在的政策是阶段性的，虽然辅有制度性的安排，但以阶段性的救助政策为主。所以，外力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我们要培 养经济的内力，形成制度性安排，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政策和改革举措有机结合可增强政策效果

　　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应考虑改革和当前的政策怎么样有机地结合，制定政策的时候把改革考虑进来，推动改革的时候把政策也考虑进来。这需要我们实现改革和政策的统筹考虑、统筹协调，而不是把改革和政策变成两张皮，谈政策只讲政策，谈改革只讲改革。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体制基础。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而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没有下更多的功夫，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从这点来看，把当前的政策和当前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现在一些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有些宏观政策出现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还有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就形成了是不断地出问题、不断地出政策的循环。究其原因是因为政策的体制基础还不够完善。政策是没法脱离其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方面应有中医思维，就是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在政策的体制基础存在缺陷的条件下，即使不停地推出政策，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很难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所以，改革和政策的有机结合，在出台政策的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激发各类行为主体自救的活力，是当前恢复经济内力的关键

　　关于行为主体模式的变化，当前的政策、改革就是要围绕行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做文章，怎么样将其激发出来，是当前所有改革、所有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像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问题，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这就是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怎么样真正调动起来的问题，这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改革有关。公平竞争的问题和歧视的问题，显性的看不出来，但隐性的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能否够尽快被解决，对于培养经济内生动力至关重要。现在的救助政策依然要有，不是说这些政策就不要了，需要保留现有的政策，在现有的政策上改革，进一步加大力度。除了民营企业以外，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提速？在当前这种条件下，让国企、民企形成合力而非排斥力，是培养经济内生动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国企改革就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怎么样真正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这种体制的改革在当前条件下加快推进，对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要从经济生态角度来考虑，在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大量的小微企业是配套的，形成一个经济生态。如果这些小微企业没有活力，说明经济生态出现问题。单纯依靠大企业可能可以支撑短期内的GDP和支撑经济增速。但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生态，我们的经济内循环、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就难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很难实现畅通。比如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实际就是大中小微企业怎么形成产业的分工协调。众多小微企业更多的是在成为行业隐形冠军上下工夫，而大企业在重大的技术攻关研发、集成上下工夫。国家应当在产业政策或区域布局方面有清晰的工业地图来提供指导，让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能找到方向，而不是仅仅完全靠企业自身盲目地进行摸索。

　　社会主体，居民就业、创业的选择，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疫情冲击下，在城市化率里，农民工统计为市民，但在失业统计上他们又变成了农民。农民工确实具有双重属性，我们的统计也是双重统计，采用不同的口径、不同的标准。2.7亿农民工的就业，对小微经济或劳动力需求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就业的意愿、能力以及技能是需要政府去关注的，要考虑怎么样在疫情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业意愿、能力。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一些通过就业、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家庭已经实现脱贫，但现在受到疫情冲击，有的又出现返贫的风险。现在经济在转型升级，就业压力增加，尤其对于缺乏技能的农民工来说，找工作比以前变得更难了。应考虑如何引导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业创业的意愿。

　　作为消费者，居民的消费倾向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趋于保守。在就业、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条件下，居民本能的反应是少花钱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居民储蓄的增加，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我们储蓄率提升了，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但从整体来看，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这有时候未必是好事。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对我们当前疫情冲击下的预期可能会带来变数，居民在面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时，可能会使这种收缩进一步加剧，使消费进一步萎缩。

　　改变居民消费的预期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方面增加居民未来预期的稳定性。这样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这种心理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心里的风险一旦形成，会存在稳定期，不是通过一些经济指标改善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要把改革和政策结合起来，通过一些措施去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加大力度提升居民对国家发展的整体前景认识。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么样进一步调动起来，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体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当前看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也要发挥作用。面对多重任务、多重目标，而且问责严格，地方政府有时会不知所措，这种情况下，中央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尤为重要。当前，在疫情冲击下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可通过2万亿救助政策去缓解，但缓解之后的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这也要给地方政府以预期，使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有主动性、积极性。从这点看，我们不仅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些长期的问题也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并且改革之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会更加有效。

　　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以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至少不继续下滑。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稳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有了内生的动力。(根据刘尚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中期)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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