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真的降级了么？实质是更为经济实惠的消费方式

　　读懂“消费降级”背后的民生焦虑

　　吴学安

　　时下，有关“消费降级”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一些生动描述“消费降级”的段子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不少人还找出几个所谓“消费降级”的证据，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榨菜、二锅头和方便面这三大“朴素生活”必需品了。他们会拿出数据来说，涪陵榨菜和康师傅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增加了八成，而二锅头的同期利润也较去年翻倍。公司业绩这么好，说明消费的人多，而消费的人多，岂不是实打实地说明大家都开始“消费降级”了吗？

　　这种数据的堆积，再来一点简单的逻辑推演，无疑容易造成一种全国人民在一边泡着方便面一边嚼榨菜的“消费降级”的景象。

　　进入到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写手，就像卡拉OK时代，人人都是歌手一样。“消费降级”这个词能在短时间如此走红，甚至引发大众焦虑，有其现实原因。这几年房价持续上涨，增加了不少家庭的负债。而贵金属、股市等投资领域资产泡沫轮番破灭，进一步恶化了部分家庭的财产状况。财产少了，负债相对增加了，而此时如果又来点什么房租上涨、人民币贬值之类的消息，难免会增添百姓的负面情绪，就会寻找一个发泄的管道纾解情绪，“消费降级”就成为最近热议的财经类话题，容易被过度解读或者夸大，甚至达成一种“社会共识”。

　　尽管居民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不能一言以蔽之，二者并非对立，而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与收入下滑背景下，整体消费存在持续下行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0752亿元，同比增长9.3%，比去年同期放缓1.1个百分点。其中，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8%，比去年同期放缓1.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引发外界对于我国经济“消费疲软”的担忧，并对消费能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充满疑虑。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并未出现期望的消费升级，反而正在经历“消费降级”。

　　近期“消费降级”这一提法之所以得到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认同，恐怕与目前居民债务率的上升有关。记得2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靠基建投资来扩大内需，让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同时政府的债务率第一次大幅上升；10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蝴蝶效应”后，中国同样依靠“铁公基”建设引领经济摆脱可能出现的通缩，但债务率再次大幅上升。2016年以来欧美经济回升，带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中国靠灵活的货币金融政策让房地产摆脱危机，经济也有所走稳，但靠的依然是负债，而A股不如人意，则折射出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跷跷板”效应，让许多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不佳。

　　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之中，但与别的新兴经济体不同的是近年来债务水平不断走高，人口也出现老龄化，所谓“未富先老”。尽管中国的消费仍在强劲增长，炒作“消费降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哗众取宠、贩卖焦虑，但这种名不副实的情绪倒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让我们更加关注消费本身。“消费降级”现象的产生是消费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降级”并不等于品质的下降，其实质是更为经济实惠的消费方式，是供给多维发展的结果。因此，要理性科学地看待“消费降级”现象，发挥“消费降级”对市场的积极作用，促进生产与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理性的消费。

　　事实上，“消费降级”并不仅限于消费者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的变化，在供给方也体现出了商业营销模式的转变。弄清楚“消费降级”问题存在的范围和群体，正视他们现实的苦恼和挑战，理解他们的境遇并作出回应，这些都是现实要求。这就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切，对于可替代性强、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群体面临的“消费降级”境遇应有更多的理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一方面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应通过各种方式，使得他们有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虽说，我们不必担心消费需求会转为“疲软”，更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的、孤立的现象，就忽视消费需求从实物消费转向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高品质产品的主流趋势。不同营销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提供价低质优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也是供求博弈与创新探索的结果。对此，要抓住机遇，提升供给质量，深挖消费需求潜力，努力实现供给结构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