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积极财政政策落实中的难题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2日电 题：《杨志勇：积极财政政策落实中的难题》

　　作者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积极财政政策旨在对冲经济下行。从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今年最直接的就是做到“六保”和“六稳”，“六保”和“六稳”中最重要的是就业，2020年经济政策应该以就业作为中心目标，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

　　围绕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有效，我谈五点看法：

　　一、落实好已有的财政政策措施。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财政资金到位后要真正用出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有了资金，但资金没花出去的问题，这会导致政策效果可能比较有限。新增两万亿元的特殊转移支付，需要创新管理方式，需要真正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这非常重要，应主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的办法来加快落实。地方政府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比较少，公开透明更有条件。财政资金的直达，从财政国库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来看，技术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要确认地方是不是确实需要资金。还有，省一级不要截留，这容易做到，但如果省一级本来要给市县的资金现在不给或少给呢？所以应强调实施创新管理的转移支付属于增量资金，其他的转移支付资金不能减。总之，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应尽可能公开信息。

　　二、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要注意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发行地方专项债，各地的积极性不太一样，有一些地方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项目要有收益。现在地方的问题是，可能越是发达的地区积极性越高，因为有更多的项目，其他地方可能只能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但是收益不明显的项目如果以地方专项债来融资，未来可能有债务风险。专项债、一般债可能还需再协调，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要强调债务风险的防范。哪些应该是一般债，哪些是专项债，要特别注意。总之，要平衡好专项债项目的收益和风险。

　　三、政策重点应放在激发市场活力上。经济政策本来都是短期的，但现在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了，那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十多年来，政策的重点和着力点已经发生变化，早期强调结构性减税，后来直接讲减税降费，而且是大规模减税降费，但无论如何，财政政策主要是救急的。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有为，还是要突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六保”“六稳”的首要问题是就业，最核心的问题是让市场主体可持续。短期内，比如说，保就业，对一些中小微企业，对它进行救助需要更多地强调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的多少，转移支付直达应更多考虑企业在就业上的贡献，因为这是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的钱花了，是不是让那些本来可以有机会做大的企业，在恢复中发展壮大？

　　激发市场活力，需要激发消费。现在有各种各样消费的需求，但是消费的实现还有障碍，受疫情影响，消费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收入——已经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消费需求仍然在那里。有一些潜在消费，特别是这些年来国人的海外消费，今年可能出不去了，怎么样让这些消费转化为国内消费呢？这里可以做更多事情。从税收角度来看，这里还有一定空间，特别是消费税在刺激消费上可以发挥作用。消费税税目如果调整，税率如果能适当下降，增值税再配合降一点，激发消费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强调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消费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循环才能完成。这是从花钱的角度来看的。可能还要考虑怎样让市场主体进入正常的良性循环状态，这样比只观察财政花钱的效果更好。

　　四、关于财政政策力度的问题。对财政政策力度现在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现在力度已经足够，有的则认为，虽然现在已有11万亿元以上的力度，但是在特殊情况背景之下，疫情加上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背景，政策力度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前提是已有的政策要落实好，资金要真正花出去。

　　五、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从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宏观经济管理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前一段有一些讨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问题引入误区。其中有一个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什么是货币化？货币化是好还是坏？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另外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讨论的，包括整体思路，无非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以后，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消费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好像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这些年来，短期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只是中期化了，而是长期化，这点需要好好分析。我们应深入探讨为什么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经济体量变大了。但是这中间，也有一些指标考核，比如民间资本或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或其他一些与经济活力相关的指标，恐怕要重新反思。主要围绕凯恩斯主义框架展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是还有效？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理论的更新，甚至包括整个宏观经济理论的更新，因为指导性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中，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花钱或者减税的事情，而是更多考虑花钱减税，是不是适应了市场主体成长的需要？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行稳致远的目标可能就会更容易实现。

　　(根据杨志勇6月21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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