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欧日央行陷入两难

　　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欧日央行陷入两难

　　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阐述了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修改，而这给欧日央行在内的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同时出了两道难题：其一，如何针对美联储增加对通胀率容忍度带来的美元进一步走弱进行政策调整；其二，是否效仿美联储，将央行政策目标延伸至社会政策领域。

弱美元令欧日央行陷两难

　　过去30多年，美联储一直采用的是提前加息以阻止通胀上升的策略。而此次，美联储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修改，寻求实现平均2%的通胀率，在通胀持续低于2%的时期，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适度高于2%的通胀目标。

　　这一调整表明，美联储将对通货膨胀采取更宽松的立场，即便未来通胀率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仍计划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在市场人士看来，这意味着弱美元将持续更长时间。

　　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昕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联储新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意味着，它可能会容忍通胀率更高，从而进一步抑制实际收益率。美国实际利率相对下降和日益充足的美元流动性，将继续支持看跌美元的观点。

　　此外，他称，美国攀升的双赤字也将加重投资者的忧虑，导致长期海外投资从美元流出，并削减美元储备配置。美国大选的进程和结果还可能引发不确定性并增加美元的波动性。外汇策略师以萨(MazenIssa)也认为，平均通胀目标强化了美元失去实际收益率优势的现实，从周期性角度来看，这对美元构成了挑战，让市场相信美元长期高估的状况可能被削弱。

　　王昕杰还称，弱美元下，欧元、日元对美元强势回升，可能会令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感到不安。

　　自从美联储宣布新的通胀政策以来，欧元对美元加速上涨，上周一度冲上1.20的两年高位，使得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Philip Lane)在本周欧央行利率会议前表示，欧元对美元利率对货币政策“确实重要”。

　　“首先，这两个经济体都依赖出口，汇率升高大幅降低其竞争力。其二，尤其重要的是，汇率提高变相降低其进口商品价格，使得通胀水平继续下降。”王昕杰称，“所以，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变，不排除欧日央行也会推出对等的货币政策，以提升本地区的通胀水平，来努力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

　　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美联储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更加看重平均通胀的情况下，大家对美元的进一步下滑存在比较大的共识。如此一来，欧元可能会进一步升值，从而间接对欧央行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但他同时表示，即使没有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连恩在鲍威尔之后也发表了讲话，列出了欧央行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如何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第二步是在后疫情时代货币政策是否需要更加宽松。因此，不管美联储的政策如何运作，欧央行的政策框架已经设定好了。

　　“欧央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中期价格稳定，这可能需要额外的货币宽松政策。接下来欧央行可能会增加资产回购规模或进一步讨论负利率。”谢栋铭称，“但欧央行会在9月还是年底推出进一步的宽松政策，目前还不确定。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可能会迫使欧央行提早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

　　欧央行理事会成员德科斯(PabloHernandezdeCos)近日曾表示，欧央行“随时准备必要时调整所有工具，在欧央行管理委员会上，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货币宽松以支持复苏，避免金融分裂并维护我们的价格稳定目标”。

　　日本央行前官员、现任第一生命研究所(Dai-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的熊野秀夫(Hideo Kumano)也称：“如果美联储将在很远的未来才推动加息，日央行将不得不担心日元对美元可能升值，而这需要日本央行采取政策应对，包括加深负利率。”

　　不过，欧日央行调整政策的空间实际上遭到诸多限制。两者都连续多年实施负利率政策，已接近超宽松政策的极限。欧洲内部和日本国内也都反对采取更多宽松政策。

　　谢栋铭表示，以欧央行为例，进一步推行负利率的确存在副作用，空间也有限，最显著的就是对银行业利润的影响，“最根本的还是要取得一个均衡，既能够刺激经济又能鼓励银行参与到经济中，这是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会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基于此，他认为欧央行下一步还是可能通过资产购买，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支持经济，本周四的利率会议也有可能推出新的货币措施。

　　以萨称，如果欧央行此次在官方声明中提到欧元最近的反弹，可能会对外汇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而如果它被推到问答环节，市场将不以为然。

　　央行政策目标是否该延伸至社会政策领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在表态中调整了对就业最大化问题的看法，以推动劳动力市场实现更广泛的增长。鲍威尔称，这一变化反映了美联储对强劲劳动力市场的赞赏，尤其是对许多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而这给全球其他主要央行提出了另一个难题：央行的政策目标是否该延伸至社会政策领域。

　　日本央行副行长田部昌澄(Masazumi Wakatabe)称：“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就业和收入问题。”欧央行行长拉加德此前也曾表示，可将气候变化列为评估其政策的关键因素。

　　但央行官员是非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涉及气候变化、不平等等问题可能令其遭到政治上的攻击，影响央行独立性。

　　王昕杰认为，量化宽松政策会导致资本泡沫，这也是造成美国及其他发达市场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的原因。虽然这些问题超出了央行的政策目标，他们也并不需要为此负责，但在未来，央行如何缩小或者维持因为超发货币导致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也应是一个重要议题。

　　One River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彼得斯(Eric Peters)则对全球央行政策与美联储政策的趋同提出疑虑。

　　“过去十年来，全球央行都向美联储的政策组合靠拢，降低利率，扩大流动性，刺激全球债务和杠杆率出现历史性上升。” 彼得斯称，“进入2020年，全球的政策组合是罗马时代以来最单一的，就像生活中所有的事物一样，缺乏多样性会降低弹性。”

　　此外，他还称，美联储对全球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产生了复杂又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减轻了政治家们的治理任务。每一次危机都可以通过货币轻松解决，将未来的需求提前拉到现在，这使得政治家们可以避免在为今天的支出和为明天的投资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这会导致未来的繁荣被拉到现在。而在某个时间点，实体经济将毫无反应，货币政策将完全无能为力。一旦接近这个终点，货币政策就会逐渐失去效力，政治家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更加艰难的选择。”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