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负债者联盟”：从幻觉中醒来

　　实习生 杨臻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傍晚，门刚被敲响的时候，朱丽以为又是哪个走错路的外卖员。

　　随即屋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你不要躲在里面了，我知道你就在家里头。”

　　朱丽惊了一下，本能地透过猫眼往外望看了一眼。是两个男人，陌生的面孔，一身黑。朱丽慌了神，不敢再看猫眼，之后屋外发生的一切，她只能凭听觉判断。

　　欠款本金10万，逾期9个月，2020年11月17日，催收人敲响了朱丽出租屋的门。

　　今年28岁的朱丽，从19岁开始用信用卡。2018年，朱丽发现自己的债务难以平衡，着急补上窟窿的她开始四处借钱，结果越欠越多。

　　像朱丽这样负债的90后，在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里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创建1年多的小组已有3万多名成员，集结了各种原因欠债的年轻人：创业失败、家人重病、深陷杀猪盘、被朋友坑骗……但一位网友根据组内11月的帖子进行抽样统计，发现超前消费和游戏是最主要的欠债原因。

　　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欠债金额参差不齐，但几乎都体验过满足某种欲望的短暂快乐，以及还不上钱的焦虑无措。他们进组的愿望也如此相似，就像组规里那句鼓励人心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早日退组！”

　　豆瓣“负债者联盟”小组

　　及时行乐

　　朱丽长了一张娃娃脸，大大的双眼皮，粉色的口红，一头蓬松的鬈发散落在肩上，看上去远没有28岁。

　　她来自江西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衣食无忧，“小时候就没摸过钱”，文具都由奶奶领着去买，因此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长大后，朱丽也没有攒钱的习惯， 几乎“月月光”。读专科时，父亲每月给500元生活费，不够用，她就自己出去做兼职。

　　2011年，朱丽办了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起初只是听同事说用信用卡看电影只要9元，再加上银行业务员的上门游说，她想着办就办了。第一笔消费，她和同事拿着这张卡去“刷”了顿饭。

　　从此以后，朱丽开始陷入超前消费的快感中，只要能用信用卡的地方，她都会先刷卡，等第二个月工资发下来再还。“随时有钱，想干嘛都可以提前花，想买的东西就直接买，不用再攒钱再等着了。”

　　直到今天，朱丽也觉得信用卡本身是好的，只是自己没有控制力。

　　用信用卡第一年，朱丽没有负债，还攒了1万元，单笔消费最高也就两三百。但慢慢的，朱丽把自己能办的信用卡都办了。先消费，后还款，这样的生活她过了7年。

　　她曾痴迷囤货，从卫生纸到小零食，一次性买一堆，折下来还能省几元。最夸张的时候，她一次买的洗衣液，3年还没用完。

　　2014年，朱丽恋爱了，男友没有办卡资格，朱丽主动把自己的卡给了男友。“从小我爷爷教育说，男人在外面不能没有钱。”朱丽说，出去消费，看似是男友刷卡，实则共同支出都由她来承担，“我当时也是想通过这个证明，我有多爱他。”

　　两年后，男友出轨了，朱丽的精神状况一度陷入低迷。她想不明白，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却没有好结果。为了调整情绪，她辗转于网络上的各个知识付费课程——情绪管理、形体矫正、舞蹈课，前前后后共花了好几万。

　　等到2018年，朱丽的债务开始紊乱了。虽然她每个月会定期还款，但几乎从不看账目明细，“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自己怎么欠下这些钱的。”

　　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和朱丽一样“稀里糊涂”“没想那么多”“只管自己刷”的90后不在少数。

　　2019年发布的《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除去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的，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其中12.4%是房贷，而更多的信贷资金主要使用在生活和休闲方面。

　　没有房贷，追求“及时行乐”的朱丽就是典型例子。

　　超前消费

　　24岁的韩文聪坐在租的小单间里，桌上放着一张纸，一只笔。他开着电话，在朋友的远程监督下，一个一个点开手机里的贷款App，把每个平台的账目记录在纸上。6个网贷平台，1张信用卡，单个平台最多欠款4万，最少1万多，加上欠同事的现金，共近22万。

　　数字刚算出来的时候，韩文聪有些慌。转念一想，他又稍稍松了口气，“终于要面对了。” 其实他之前也粗算过几次账，但总是一再逃避，没有改变的决心。这次如果不是朋友督促，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面对自己负债累累的事实。

　　韩文聪回忆，自己是在大学校园里染上了“爱借钱”的坏习惯。2014年入学，网贷App正兴起，“出门拿个外卖，路上都能看到好多贴的广告。”他发现网贷让借钱变得很简单，门槛低，用地多，额度还能涨。

　　一开始，韩文聪的借款金额都不大，偶尔也会做兼职还贷。他真正开始欠款，是在临近毕业时。近半年的毕业旅行费用，都是韩文聪借来的，他想着之后工作了，会有稳定的收入。

　　他本科念环境设计，毕业后离开山东，来到上海一家国企上班。刚入职时，他的工资只有五六千元，现在涨到9000元左右。

　　工作中，韩文聪经常和“巨款”打交道。“平常接触的老板，有上千万上亿资产的；审的合同也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听说有实习生工作半年赚了十几万后，他越来越不在乎小钱了。

　　开销最大的是电子产品。学生时代的他两年换一次手机，工作前他给自己定下新目标：一年换一次。光是移动硬盘，他就有四五块。升级成固态，花了两千多；更新键盘鼠标，又花了两千。无人机火了，韩文聪下单买了一个；新的Switch发售，他入手了一个；300元一张的Switch游戏卡，自然也要买了。

　　某金融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男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男性线上消费比女性更强烈，且热衷于超前消费。18-25岁的超前消费主力军中，男性占比高达72.8%。体育、电子、游戏，是目前年轻男性的三大消费主力项目。

　　27岁的刘武(化名)第一次使用网贷，也是因为电子产品。2014年他刚大专毕业，心高气傲，时常要和人攀比，揣着2350元的实习工资，分期购买了最新款的iPhone6 Plus，每月只需还款500元。刘武尝到了甜头。

　　但有的人被甜头冲昏了头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快乐的泡沫

　　忙的时候，韩文聪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一个月没几天休息。他从事工程建设，平日要负责现场的施工进度，要和甲方对接，还要测绘图纸。今年他升职成了一名小主管，压力也随之增大。

　　小时候，韩文聪靠吃东西缓解压力；长大后，他找到了新的方法：花钱。

　　花钱总能让他短暂远离现实世界的烦恼，把钱花出去那一刻，负面情绪似乎也被消解。

　　但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消费。出差时无意间看到高达模型的广告，韩文聪花1000元买了一个回家，发现还挺有趣的，接着又下单买了近50个。可等快递陆续寄到家，他的兴致也散得差不多了，“也没啥意思。”

　　有时候，即使是给别人花钱，也能让韩文聪享受其中。

　　谈起这段经历，他觉得自己当时“挺傻的”。他一直看不上给视频主播打赏的行为，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不露脸的陪聊软件，只要调用听觉就可以加入直播。直播间里一般有七、八个人可以说话，粉丝可以和主播们互动、打赏。大多是在加班的深夜，韩文聪打开软件，把耳机一戴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

　　直播间里一种类似“开盲盒”的打赏方式吸引了他。“花66元能开到520元，甚至是1万，也有可能是6块。”而最刺激的是开到最大奖，“谁刷出来了，整个App都能看到。”韩文聪也跃跃欲试，加入了这个“赌博”游戏。

　　打赏多了，韩文聪发现自己“和别人待遇不一样”。打赏越多，名字排位越靠前，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进直播间时，主播们会特别热烈的欢迎他，聊天的话题也围着他转。到了后期，他还能加到主播们的微信，甚至约同城的主播一起吃顿饭。

　　在这个游戏中，韩文聪找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被人重视”的感觉。

　　他不是没害怕过，打赏付款的时候，他也会心虚，“不知道花了多少，但感觉是不少了”。每次使用信用卡支付，他会选择性逃避弹出来的信息提示，他知道自己看了会心慌。

　　他也挣扎过，他知道这些主播都有固定的剧本，也删过软件。但很快，他又会在某一个“无聊”的时刻，把软件下回来。这样的自我拉扯，韩文聪做了三次。每次没钱了，他就会去借钱。

　　与朱丽一样，为了还信用卡，韩文聪走上了以贷养贷的道路。有一个月他在借呗上借了2万，还款期前11个月，每月只需还几百元的利息，但最后一个月，他需要一次还清2万的本金，压力陡然增大。

　　为了还款，韩文聪先把烟给戒了；一年一换手机的计划改成了两年一换；过去谈恋爱，一个月要吃一次千元大餐，现在就在家楼下的面馆吃碗20元的面；今年双十一，他愣是一样东西也没买。

　　庆幸的是，韩文聪还未接到过催收电话。

　　催收

　　早几年，刘武接过的人工催收电话，多数带有侮辱性。刚开始他还会跟人家理论，后来机器打来的催收电话接踵而至，刚挂掉上一个，又打进来一个。他不得不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免打扰模式，拒接。

　　而机器连发的短信却无法拒收，只要一开机，刘武的手机就会瞬间弹出无数条短信，狂轰乱炸，直到卡死。

　　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早就被骚扰了个遍，从领导同事到亲戚朋友，基本都收到了刘武的欠款信息。起初刘武还告诉家人，这是诈骗，不要理。但同事那边实在瞒不住了，他只能选择从广东辞职，回了甘肃老家。

　　严重的，催收人会直接上门。

　　那天，朱丽正好比平时早下班一小时，到家已经6点半了。她印象中刚到家，打开客厅的灯和厨房燃气，门就被敲响了。

　　朱丽不敢出声，她听到门外的人议论说灯是亮的，肯定有人。她赶紧起身把客厅的灯关了。

　　对方在门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一边把门敲得邦邦响，仿佛每一声都重重砸在她的心跳上。过了一会，他们开始嚷嚷着找开锁师傅上门。

　　朱丽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当时已近7点，天色越来越暗。哪里的灯她也不敢开，也没有想过拿硬物防身。她就坐在黑暗中，没有一点挣扎地等待最坏的结果发生，“好像认命了一样”。

　　最后，开锁师傅没来，来了一个女人。女人在门外劝了几句，就给朱丽的爷爷拨通了电话。

　　那边声音刚落下，朱丽紧捏在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是爷爷打来的微信电话。朱丽赶紧挂断，没一会手机又振动了，这一次是妈妈打来的。朱丽再次挂断，编辑了一串文字发给妈妈：我现在是安全的，你跟爷爷说一声，我现在不敢接你电话，他们在我门外。

　　等到门外的人走后，朱丽给妈妈回拨了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一改常态，电话里母亲已经顾不上责骂，一个劲儿地担心女儿被绑架，让她赶紧搬家或是让弟弟过来陪她。大多时候，反倒是朱丽在安抚母亲。

　　半年前，母亲第一次接到银行催收电话，才知道朱丽负债的情况，也第一次知道了“超前消费”的概念，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全家人都在责备她。

　　向父母坦白，几乎是每一个负债人做过最煎熬的事之一。调查显示，63%的负债90后在还款困难时，会寻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

　　但朱丽心里清楚，父母没有能力帮她还钱，更别提从小就很疼她的爷爷。她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