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5月16日电 (孙庆阳 张芷菡)消费是畅通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续拉动力。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恢复较慢，如何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也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其中提出，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中国消费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国外有没有好的促消费政策可供借鉴？

　　围绕这些问题，中新经纬研究院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中新经纬研究院：自疫情发生后，为促进消费，国内外都推出了不少促进消费的刺激政策，您如何看待国外推出的政策？您认为哪些政策措施中国可以借鉴？

　　苏剑：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进行了包括减免税、发放纾困金和消费券等手段的民生纾困和消费扶持政策。因为在疫情下，保消费、稳定消费首先要保住民众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有钱花”。

　　减免税等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对高收入人群的效果较大，而减免税等措施几乎不能对低收入群体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由于不知道疫情的持续时间，高收入群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可能不敢消费。因此对高收入群体减免税和发放消费券，可以提高他们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倾向。而对低收入群体，消费券的措施不但有促进消费的作用，同时也有保障基本民生的作用。我觉得这些措施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疫情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包括减免税、发放消费券等纾困促消费举措。

　　中新经纬研究院：在这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是选择了直接发钱的方式，包括发放生活、房租、失业等纾困金。为什么美国选择直接发钱？这一举措是否适合中国？

　　苏剑：美国选择直接发钱，是因为他们的居民储蓄率比较低，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民众可能难以维持自身生活，“直接发钱”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而中国的居民一般储蓄率比较高，对经济形势走弱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所以中国选择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促进消费。

　　中新经纬研究院：您如何看待发放消费券的作用？能否替代通过刺激经济拉动消费？

　　苏剑：消费券可以更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但发放消费券是否能真正替代通过刺激经济促进消费仍然无法确定。首先，可能取决于发放多少规模、发给谁。其次，使用消费券可能出现替代效应，如果消费券规定了商品用途，消费者使用消费券后，省下来的那部分钱，可以用来进行其他消费，或存起来。如果存起来，就相当于降低了消费券的作用。所以说，这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愿望，如果消费愿望低，那么无论是减免税也好，还是发放消费券也好，政策效果可能都不大。

　　中新经纬研究院：自2021年5月以来，欧美等国家逐步放开社会活动，期间虽然疫情反复扰动，但逐步走向放开或是大势所趋。那么，各国放开后服务业的修复路径如何？您认为是否放开应考虑哪些因素？

　　苏剑：在疫情期间，欧美国家的餐饮、旅游、酒店、航空运输等行业都受到了较大影响。开放后，这些行业相继恢复，供需两端都有较好的影响。比如餐饮、电影等恢复生产，呈现供需两旺。

　　对于后续逐步可能走向开放的各国和地区而言。在市场经济中，不应该规定先恢复谁、后恢复谁，它应当是自然地恢复，是消费者、生产者自己选择的结果，也可能表现为各个行业陆续恢复。

　　所以，我认为各国首先应该制定一个科学的防疫政策，该放开时就放开，至于放开后的经济如何恢复，应该是市场自己决定的过程。

　　中新经纬研究院：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经济因素的波动，导致经济出现了大的高低起伏。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振兴经济、刺激消费成为每个国家的政策重点。在中外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哪些政策偏好和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对刺激中国消费在政策上有何建议？

　　苏剑：每个国家都出现过自身经济繁荣的顶峰，也有过低谷，如何从低谷拉到顶峰呢？我们通常认为，在低谷时采取扩张性政策，但实际上，各个国家会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措施。美国比较喜欢采用货币政策，而中国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这是因为美国财政政策的链条长，执行难度比较大，比较缓慢。而美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比较强，可以较快地采取政策措施，相对灵活。即便如此，还需要配合其他政策。从低谷拉到顶峰的过程中，一般还需要配合经济本身的内生动力，否则，即便政府财力再大也是有限的。美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及其他政策刺激下被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商业冲动，所以美国经济的恢复较快，接下来美国政策可以慢慢退出。

　　当下，中国陆续出台了为企业减负、保物流畅通和供应链稳定，并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等相关政策。现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已经比较全面。我认为促消费作为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未来应更多地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力度，使其更加细化且可执行。(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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