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10月25日电 (宋亚芬)近些年，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也产生了一些信贷乱象。乱象背后有哪些原因？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贷款利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围绕这些问题，中新经纬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进行了专访。
对金融研究的兴趣源于一次危机
1987年，黄益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访问交流，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后又进入花旗银行工作长达九年。2009年，黄益平回归校园，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研究宏观经济、金融改革等问题。
“我不是科班出身，因此我的金融知识实际上多数是在市场上学的。”黄益平说他对金融研究的兴趣源于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刺激。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样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搞好，金融危机一爆发，很多财富瞬间就都被摧毁掉了。”
过去十几年，黄益平一直非常关心金融问题和货币政策问题，在北大教的课程基本上也都和金融有关。2015年6月，黄益平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认为，这应该和他对金融问题的关注有关。
“十四五”传统金融机构或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数字金融创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金融服务本身，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展望数字金融“十四五”的发展趋势，黄益平认为，过去数字金融最活跃的主体是科技公司，下一轮传统金融机构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与监管改革有关，另一方面因持牌原因，传统机构更有优势。
黄益平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很大的贡献就来自数字金融的发展。而“十四五”期间，可能有一些新的领域更值得我们期待。“过去，数字金融的主要突破依仗于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下一阶段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新的爆发点——产业物联网的业态发展。”
这和中国的5G数字基础设施有关系。黄益平进一步分析，新的业态发展起来之后，金融就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的文章。比如数字供应链金融。在该平台上，机构可以直接为所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规模可以扩大，期限可以扩大，甚至可以直接支持实体企业。所以，黄益平称之为“数字金融发展的2.0阶段”。“我对这个版本有很高的期待，我认为会发生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现象或者特点。”
普惠金融如何“普”而“惠”？
在成绩背后，数字金融也产生了一些乱象。如利息过高、套路贷等，这让一向标榜“普惠”的数字金融陷入“普”而不“惠”的质疑。
对此，黄益平表示，科技平台的贷款相对来说可能利息确实高一些，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科技平台虽然都有金融方面的牌照，但是不能远程开户，没有存款，所以资金成本相对来说确实高一些。第二，科技平台利用大数据进行信用风险管理，看上去边际成本很低，但实际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他们聘请的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数据工程师，这有很高的成本。第三，我们现在一般讲的都是年化利率，但是科技平台发放的贷款很多都是3个月或6个月等，这种情况下把年化利率压低是很困难的。
黄益平举例说：“比如我们见一次面，不管你需要交流30分钟还是6个小时，你路上的时间成本是一样的。如果把时间成本摊在见面的时间上，我们的交流时间越短，对你来说平均成本就越高。”
不过，黄益平也强调，“这些问题将来肯定要通过一系列的办法去解决，比如引导科技平台将风控做得更好，降低边际成本。或者让科技平台可以获得相对更低的资金成本。把这些做得更好，就可以把利率往下压，我觉得也很有必要。”
贷款利率是否越低越好？
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黄益平认为有一个政策问题一直没解决，那就是定价问题。
货币银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风险程度和资金的成本相匹配。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应该对所有的客户都提供贷款，但是定价是不一样的，风险低的客户贷款利率要低一些，风险高的客户贷款利率要高一些。
黄益平表示：“国家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不断下降，因为资金成本太高，不利于他们的发展和经营。而中小微企业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他们的贷款利率稍微高一些，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想方设法地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比如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他们的资金成本，或者增强金融行业的竞争。”
黄益平指出，市场化风险定价是金融机构唯一能够长期持续的一个根基。如果失去了这一条，它就不是商业化的金融服务，就变成了扶贫，变成了公益事业。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今年以来，为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中小微企业，相关部门实施定向降准、再贷款等多项措施。不过，黄益平强调，对大多数中小微企业而言，解决融资难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能拿到钱支持他们的经营，扩大他们的业务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成本越低越好，但是如果违背金融规律把成本压低，其实对于最终解决融资难问题是不利的。” (中新经纬APP)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