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辉：生育率不是重点，生产率才是关键

2019-01-18 15:58:24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客户端1月18日电题：《王剑辉：生育率不是重点，生产率才是关键》

　　作者王剑辉(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近年来，中国人口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许多学术研究人员的关注点，其中提及较多的是人口增长面临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社会提前出现。不久前一篇关于人口将于2027年呈现负增长的报告更加重了人们的担心。鼓励多生早育的声音愈加响亮，在网络搜索“全面开放生育”词条，能得到约1000万个相关结果。相关主张的依据是人口增长产生需求，增加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是应对老龄化、推动经济再次进入快行道上的终极武器。人口规模和结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但是过多强调人口调节的作用也有些急功近利。从理论上说，这种“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似乎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悖，在数据方面也未能获得全面支撑。

　　人口与财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和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缺失的环境下，尽力增加生育是家族与种族繁衍的头等大事。然而科技水平提高、生存预期改善之后，家庭对于“人丁兴旺”的追求就会有所淡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显示，单纯依靠人口增长并不能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960年至2017年，全球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了3.74倍，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增加了23倍和6.8倍；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了1.61倍，GDP总量和人均量分别增加了91.4倍和34.4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增长了65.5%，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增加了47.6倍和28.3倍。通过计算GDP总量的变化与人口累计增长之间的比率(即每单位的人口增长对应的经济增幅)可以发现，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幅虽然最大，但伴随而来的经济增长“含金量”最低；它们的GDP累计增幅和人口增幅比率为6.14；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关比率为56.73，高收入国家的比率更是高达72.57。

　　年轻化社会是否比老龄化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呢？其实看看年轻人占比较高的国家是否比中老年人占比较高的国家更为富有就有答案了。自1960年以来，全球低收入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由2.82%小幅升至3.37%，几乎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而它们创造的GDP仅占全球的0.68%，与其人口占比水平完全不匹配。中等收入国家65岁人口占比由3.8%升至7.43%，老龄化进程开始，GDP占比35.5%，同人口占比水平相比也有显著差距。高收入国家65岁人口比例由8.81%增至17.43%，老龄化程度加深，但GDP在全球的比重高达63.8%，远高于其人口占比。经济体的成长和普通人的发展路径本质上是相同的，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都会经历一个由年轻到年老、由贫穷到富有的历程。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水平上升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这其中既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带来效率改善的因素，有时间累积或者发展机遇的差异，也有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促使家庭小型化的影响，资源的制约和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多地发挥着抑制作用。既要拥有更多财富又想“永葆青春”，这在当前条件下实在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人口能够真正形成经济增长红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也未能在数据上得到充分印证。自1954年至2017年，中国GDP增速与人口增幅的相关系数仅为-0.057，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幅的相关系数为-0.158。就是说整体而言，人口与经济两者之间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人口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不过从个体水平上看，过快的人口增速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能产生抑制作用。1954-1958年，中国人口增速均超过2%，中值2.2%，而GDP和人均GDP的增幅中值分别为6.9%和4.2%，并不算高。1965-1973年，人口增速依然均超过2%，中值达2.7%；GDP增速升至10.7%，但是人均GDP增速仅为5.7%。1978-1988年，人口增速最低1.2%，最高1.7%，中值1.4%，GDP增幅9%，人均GDP增速达到11.9%。1990-1999年，人口增长继续放缓至1.1%，最低为0.8%，而GDP继续加速至9.6%，人均GDP达15.4%。2000-2010年，人口增速继续放慢至0.6%，自2006年来连续4年保持在0.5%的低位，而GDP仍达到9.7%，人均水平增长15.1%。唯一一个人口与经济放缓同时出现的时期是2011-2017年，人口增速0.5%，GDP和人均GDP增速放慢至7.8%和9.6%；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还有待考察。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论数据还是历史经验都不能否认人口红利的存在，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它的作用机制及其在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真实地位。

　　人口红利不是与生俱来

　　人力是资源，也是重要的资本，但这种特性并非与生俱来，需要一个赋能的过程和施展技能的空间。在前面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把样本周期从1954-2017年调至1980-2017年和1990-2017年，相关系数就由负转正，且数值水平提升；GDP增速与人口增幅以及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幅的相关系数分别由原先的-0.05和-0.158变为0.06和0.17，以及0.36和0.31。亚洲“小龙”和拉美新兴经济体均走过相似的发展道路。这种变化可能揭示出人口成为红利的必要条件——即劳动力技能的提升、有效投资和政策环境的改善。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从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方面营造出有利的经济生态，通过扩大拉动投资提供设备设施硬件；普及基础教育和恢复加强高等教育，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让人力资源释放出巨大潜能，财富的创造速度才开始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正向贡献开始显现。后来及时参与了全球化进程，更加充分地发挥了人口优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受制于经济发展规律和内外部综合因素，通过政策干预改变其发展轨道需要较长时间和复杂的配套措施。1990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由21.06%下降至12.43%，新增劳动力供给前景的确不乐观；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由5.6%攀升至11.4%，按照目前的速度估算，大约20年以后的比例将突破20%，中国将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使放开生育管理，基于人们生育意愿的水平和财务负担能力，要想让出生率回升到20%以上可能需要25-3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出生的人口不仅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他们父母的抚养负担。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现有的人力资源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也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也是发达国家应对人口减速和老龄化的核心战略。

　　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改善首先取决于教育和科研水平，增加教育、医疗保健和科研投入，能够建立和强化劳动者的技能与学习能力，培养持续创新和价值创造能力，有效延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1988-2018年，美国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累计上升了5.1个百分点至15.9%，专业和商业服务就业占比增加了3.4个百分点至14.1%；2018年底日本的医疗和社会福利行业就业人数占比13.2%，教育和学习支持服务就业占比5.0%，科研和专业技术服务行业就业占比3.6%。而中国2017年的教育行业就业人数比重仅为2.2%，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就业占比1.2%，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就业占比仅为0.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通常会提升工作效率和产出水平，而资本服务持续强化则能够加速推进技术和设备投资的实施，通过增加资本密集度来弥补劳动力供给的不足。美国劳工部的研究显示，1987-2017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9%，其中42.1%的贡献来自资本密集度的提升。在拉动投资方面，中国拥有制度上的优势，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增加目标领域内的活力；不过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占比仍显著低于美国和日本。最后，合理引导劳动力的流向也能够带来生产率的提高。除了鼓励创新型行业企业更多吸引人才，尤其要重视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合理有序地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就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借助城市的集群和规模效应提升劳动力的整体产出水平。当前美国的城镇人口比重81%，日本已经高达91.38%，而中国约为59%，未来提升空间非常值得期待。(中新经纬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