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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关注“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表述

2020-07-31 15:57:52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31日电 题:《胡敏:关注“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表述》

  作者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最近为各方广泛议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针对当前实际、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那么,如何从长期考量,确定政策选择和目标,思维方式和机制设计需要有新的调整。这次会议提出“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等新的政策思路,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其中,“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是从宏观政策层面提出的一项新要求,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提示,值得深入理解、细究其政策涵义。

  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段话将宏观调控的职责和任务说得很明白,要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要注重经济内生增长因素的结构性协调,要平滑经济波动,要遏制各类风险,促进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这既符合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也是针对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经常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作出的任务界定。

  一般来说,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平抑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变量进行调节,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目标。宏观政策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又包括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IS-LM、AD-AS,政策的作用是要根据各种市场信号作出应时反应,最终实现各个时点上的一般均衡。居民、厂商、政府的需求和供给,通过各自经济变量追求效用的极化,各类经济政策需要保持协调性,在约束条件下推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这里的政策手段协调配合就尤为重要,既需要针对经济短期波动,发挥政策的协同作用,又要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确保政策的长期效应,实现经济增长由低均衡向高均衡推进,从而满足经济运行主体对高的社会福祉或者说各自效用最大化的需要。为此,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强调,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指导,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里的制度体系,就强调了宏观政策运用要更加机制化,不仅要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长期经济均衡。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强调“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这里的机制就需要“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相互支撑,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可以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面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不仅体现了上述重要文件的精神,而且,笔者认为,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就是充分考量了在外部经济格局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度化设计,既熨平当前的经济波动,又考量未来长波段的经济周期变化,做到政策的有机协同,提高政策施力的前瞻性,在政策调节过程中确保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的政策匹配。放在“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更长久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立场,来思考宏观调整政策体系的设计,不仅必要,也是鲜明的政策导向。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目标,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怎样“调节”?

  所谓“跨周期”,就是考虑了短期经济波动,又要审视未来经济周期走向。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爆发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周期事实上进入了一轮长周期的下行期,中国经济也进入“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其实质性原因是中国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用都在下降,传统生产组合方式进入瓶颈阶段,经济的转型升级尤其是激发技术创新动力推进市场主体革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选择。经过约十多年的经济转型,应该说一轮中经济周期已经完成筑底。从这两年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量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兴起以及生产力在空间的重新布局,正有利于催发新一轮中经济周期的到来。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部突发因素对总供给、总需求均造成很大冲击,但外部变量并不会改变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许多学者曾经判断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按照数据分析其结束会延续至2030年左右。如果以此为据,中国中短经济周期是在大的经济周期下行期的轨迹上运行,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调节的主旋律就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是与我们现在强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是一致的。

  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考虑到经济周期因素,但重点是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很明确,就是适应不断升级的消费者需求,以创新供给激发潜在需求,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产品质量升级等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对于政策部门来说,宏观政策导向就必须为市场主体提供最适度的税负环境,这需要财政政策宽松、积极、有效;这需要货币政策提供充足的市场流动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进而在未来一个中短经济周期中,始终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体制性问题也很明确,就是要解决生产要素有效配置问题,通过政府创新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价格机制更透明,要素流动更通畅,市场主体能够优胜劣汰,出现一个干净的市场,或者说就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宏观政策并不能改变市场主体的机制设计问题,而是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在解决供求矛盾中促进企业竞争,以充分的市场竞争解决“僵尸企业”和“过度垄断问题”。

  当前的疫情冲击,会让中国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但也恰恰是改革创新的动力所在。未来的“十四五”时期,是解决中国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关键时期,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在充分开拓国内市场,切实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宏观政策体系必须紧紧围绕国内需求升级、紧紧围绕激发国内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设计经济政策,让宏观政策能够有效促进要素资源在国内大市场中得到充分流动。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应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双协同”,但事实上着眼的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结合近几年来中国财政部门和货币部门在政策选项中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以及今年前不久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种种争论,归根结底是关于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学术思辨。所以,保持宏观政策的协同,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方法建设,降低政策的波动性和负面作用,也是十分关键的。

  所以我们看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在过去我们只强调“速度、质量、效益”的“三统一”,这次增加了“规模”“结构”“安全”,扩展为“六统一”,应当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政策主要考虑的政策目标。这就跨越了短周期,将经济增长的目标延及到未来,这也成为施行有效宏观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中新经纬APP)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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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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