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十五五”如何走向消费与供给良性循环？

　　中新经纬12月5日电 题：“十五五”如何走向消费与供给良性循环？

　　作者 卢锋 北大国发院返聘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面跑出“加速度”，从高铁、新能源到数字经济，供给侧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已大大超出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想象。然而，“供强需弱”正成为关键词，如何把“强供给”转化为“好需求”，把技术和产业优势变为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内需动力，已不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结构调整，而是关乎未来十年发展质量和安全格局的纲领性课题。

　　一、“供给强”，更需“高景气”

　　从供给端看，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毫不逊色。自“十三五”后期开始，即便在外部环境明显趋紧叠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不仅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还在一批关键产业领域实现了逆势突破：传统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优势得到巩固，以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快速崛起，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一些细分行业已经站上全球竞争的前沿。

　　在供给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表现本应对应更高的景气度和更乐观的预期，但存在一些挑战，例如，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卷价格、卷补贴”成了常态；不少地方政府感受到招商难、项目少；居民层面则表现为收入预期偏谨慎、大额消费决策更为保守。宏观上看，低通胀、低物价、就业压力等问题长期并存，总供给显著强于总需求。

　　简单说，中国已经具备了更高质量的“生产能力”，当下尚待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

　　二、需求结构的五个“层层递进”矛盾

　　要看清问题出在哪一端，不能只看总量，更要拆开结构。从近年数据和经验观察看，“供强需弱”主要在需求侧，呈现为五个相互嵌套、层层递进的矛盾关系。

　　第一，总量上“供大于求”。近年来，供给能力扩张速度一直强于现实需求扩大速度。宏观层面表现为：物价涨幅低、产能利用率不足、就业压力隐性存在、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等。

　　第二，在总需求内部，是“外需偏强”。“十四五”以来，经常账户和货物贸易顺差再度走高，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国内投资和消费恢复相对缓慢，内需偏弱的轮廓愈发清晰。

　　第三，在内需结构上，是“投资可调、消费偏硬”。疫情冲击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都经历了波动和回落，但从成因看并不完全相同：投资，尤其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可以通过财政和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托一托”；而消费方面，则更大程度上与收入预期、分配格局、社会保障、房地产调整等多重因素交织，呈现出更强的“结构性”和“惯性”。

　　第四，在总消费内部，是“政府消费与国际可比、居民消费偏低”。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与G20国家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主要经济体10-30个百分点，即便考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等统计口径差异，这个缺口仍十分可观。换句话说，总消费的“短板”主要在居民端。

　　第五，在居民消费内部，是“商品不算少、服务明显少”。近年来，居民在耐用消费品、日常商品领域的支出已经接近甚至赶上部分发达国家水平，但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服务领域，支出占比仍显著偏低。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也反映出现有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对服务消费形成了一定约束。

　　从这五个层层递进的矛盾可以看出，当前讨论“提振消费”，远远不是鼓励大家“多花点钱”这么简单，而是直指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产业结构、财政金融体制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调整。

　　三、消费偏弱的深层结构：从共性问题到改革动能

　　围绕“消费偏弱”的原因，学界和政策部门这些年讨论颇多，概括起来，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是短期和周期性因素。疫情冲击对居民收入和预期造成了延迟性影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相关产业链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产生了挤压效应，一些行业在经历高速扩张后面临阶段性出清，这些都会压制居民消费意愿。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因素会逐步弱化，但不会自动消失。

　　其二，是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贯穿多个周期、在不同年份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共性问题”。其中一个关键视角，就是中国公共部门传统上长期“偏向生产端”的资源配置模式。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土地开发等形式投向生产领域，对提升供给能力、支撑追赶型工业化发挥了关键作用。与之相比，直接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务的资源投入，虽然也在增长，但整体上仍处于“补课”阶段。

　　在追赶阶段，这种“重供给、轻消费”的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快速形成资本和产能积累，另一方面也为未来收入和消费增长打下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民营经济成为竞争性部门的主力军、供给侧能力已有较大冗余，继续沿用传统模式，便容易在宏观上演变为“供给持续扩张、内需跟不上”，最终不得不依赖“加投资、去产能、扩出口”手段，以对冲消费不足的影响。

　　问题在于，这些“对冲手段”的边际空间正在明显收窄：无论是加杠杆搞基建，还是通过出口顺差来平衡内需不足，都面临更高的内外部约束和更大的摩擦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讨论提振消费，已经不能只停留在“促销季、发消费券”的层面，而必须回到公共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深水区”。

　　四、围绕消费，有哪些认知分歧需要厘清？

　　在政策讨论中，围绕“要不要大力提振消费”始终存在不同声音。有的观点强调“长期靠投资、短期看消费”，认为中国仍处在高投资阶段，过多强调消费可能削弱资本形成；也有观点从国际比较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消费并不算低，统计口径问题被夸大了。

　　这些质疑中有不少值得认真对待的专业观点，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当前讨论提高消费率，并不是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更不是鼓吹“消费主义”，而是出于结构再平衡和发展质量提升的现实需要。

　　更准确地说，今天的关键不是“消费能不能单独驱动增长”，而是“在供给能力已经大幅跃升的前提下，如何让国内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和吸纳这些供给”，从而减轻对外需和高强度投资的过度依赖。只要回到“供求平衡”这一最朴素的经济学逻辑，就会发现，提振消费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的增长潜力，反而有利于释放已经形成的供给优势。

　　五、“十五五”如何把提振消费做成一篇“结构文章”？

　　如果说“十四五”的关键词是“在压力中稳住基本盘”，那么面向2035的“十五五”，更需要在“稳”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关键的“结构性选择”。围绕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统筹谋划。

　　第一，适度调整公共资源配置，给居民部门“多分一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框架下，过去几年公共资源更多投向了产业链补短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仍然重要。但在“十五五”时期，可以在保持必要供给投入的前提下，把部分新增财力和既有资源增量，更多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和水平、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让公共资源在“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分配，向居民消费一端略微倾斜。

　　第二，引导地方发展逻辑从“拼投资”转向“拼民生、拼服务”。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单一依赖土地财政和大规模基建投资，不仅难以为继，也难以形成长期竞争力。“十五五”可以通过考核机制和政策导向的调整，鼓励地方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更新、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下更大功夫，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转化为更稳定的消费需求和更持久的城市吸引力。

　　第三，在户籍和土地制度上迈出决定性步伐，释放城乡消费潜力。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人、地、钱要素的制度性打通。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限制，配套改革教育、医疗、社保等随迁政策，使进城农民工能在“住得下”的基础上“留下来、融进去”，其消费行为和消费能力才会真正向城市居民靠拢。同时，要在依法依规前提下，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在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降低进城后的后顾之忧。

　　第四，加快现代财税体制改革，让“愿意花钱的人”真正“有钱可花、敢花能花”。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增长将更加依赖高质量发展和税制优化。一方面，要通过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等方式，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要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效率，把更多存量和增量资源投向能够提升居民长期消费能力的领域，形成“收入—预期—消费”的良性链条。

　　六、对金融市场和企业意味着什么？

　　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围绕提振消费和扩大服务业，将重塑未来十年的资产定价逻辑。一方面，公共资源从“重投资”向“重民生”适度调整，会降低对传统基建和房地产的依赖，倒逼金融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更多支持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和以服务消费为主的“轻资产”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居民部门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的改善，又会通过保险、养老金、长期理财等渠道，形成更稳定的本币长期资金来源，推动资本市场从“融资市”向“投资者市”转变。

　　对企业而言，“十五五”如果把提振消费做成真正的“结构文章”，意味着要尽早完成经营逻辑的切换：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产能堆砌，转向更关注产品质量、品牌塑造和用户体验；从依赖补贴、优惠和政策红利，转向更多依靠技术创新、组织效率和精细化运营。谁能率先理解并拥抱这场以“消费升级”和“服务提质”为核心的结构变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七、中国进入“消费侧大事”时代将会怎样？

　　但从中长期看，“供强需弱”格局延续，不仅会使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低景气状态，还会放大结构性失业、收入差距扩大、外部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风险。所以，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十五五”期间推动一揽子改革，将消费短板的治理纳入中长期规划主线，显然更有利于在可控范围内实现“结构性软着陆”。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经验，具备了从“追赶者”向“高质量发展引领者”转型的现实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讨论“提振消费”，并非在为短期增长“找支点”，而是在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现代化进程“调结构、定方向”。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几轮五年规划的关键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面向“十五五”的一个关键转折，是在继续办好“供给侧大事”的同时，更系统、更主动地去办好“消费侧大事”。适度提高消费率，让居民分享更多发展成果，让公共资源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形成新的动态平衡，本身就是一场涉及多方的“帕累托改进”。

　　在这一意义上，将提振消费纳入“十五五”规划，不只是对现实矛盾的回应，更是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前瞻性布局：从“供强需弱”走向“供需均衡”，从“投资驱动”走向“内需拉动”，从“外向型顺差”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恰恰系于此。(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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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