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10月14日电 题：从诺奖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密码

　　作者 王永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经济学家共同荣获这一荣誉，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他们的研究不仅延续了经济学对增长问题的百年探索，更将这一领域从宏观制度层面推进到微观发生机制，为理解创新如何真正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视角。

　　从宏观到微观：经济增长研究的新突破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从早期的索洛模型，到后来的罗默模型，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这些理论大多停留在宏观或行业层面，未能深入企业微观机制。今年的诺奖成果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企业层面，尤其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具体解析创新到底如何发生、如何驱动经济增长，让经济研究更“接地气”。

　　这种转向意义重大。人类经济在工业革命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此前经济长期停滞于“马尔萨斯陷阱”，而此后西方世界保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增长。解释这一历史转折，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往年诺奖得主如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从产权保护和法治等制度角度给出了解释，而今年的得主则进一步追问：即使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下，创新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莫基尔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创新持续发生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社会并非没有发明创造。工业革命前正是缺乏科学原理的支撑，导致新发现与发明难以持续积累。莫基尔发现，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后建立了两种知识的双向促进机制：一方面有牛顿等人的系统科学理论，另一方面有各类工匠的实践技艺，两者通过科学学会等平台相互激发，形成了持续创新的强大引擎。

　　我们结合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在宋朝之前科技领先西方，但这些发明多为零星、偶然的突破，未能形成持续创新浪潮，关键在于缺乏“命题性知识”(系统理论)与“配方性知识”(实践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知识互动需要特定的文化环境。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探索精神、培根强调的实证求知理念，都为两种知识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确保了创新者能够从创造活动中获益。

　　莫基尔还深入分析了创新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创新本质上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商业模式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也会淘汰旧技术、旧产品、旧市场和旧商业模式，引发新旧之间的利益冲突。历史上的卢德运动(工人砸毁机器)和当今部分群体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抵制(如在美国)，都源于此。

　　这一洞见直指当代现实。无论是民粹主义倾向，还是技术进步中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本质上都是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的体现。莫基尔认为，健全的制度，特别是宪法与法治制度，作为一种元制度(关于规则的规则)，能够通过协商而非暴力方式调节这些冲突，例如通过补偿受损者、创造再发展条件，使技术进步在政治上可行。这解释了为何英国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稳，而法国、俄罗斯等国则经历了剧烈革命。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贡献则在于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数学模型化，使这一洞见成为可分析、可应用的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过度竞争会抑制创新投入，因为企业担心无法收回研发投资；而完全垄断同样不利于创新，因为企业缺乏竞争压力。由于引入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所以该理论可以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来实证检验，从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他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创新与收入分配的内在关联。创造性破坏必然导致行业兴衰，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如美国虽然技术创新领先，但社会保障不足，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这反而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启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当前的高质量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这些研究对中国有若干关键启示：

　　第一，产业政策非常重要，要注意平衡竞争与创新的关系。产业政策需考虑行业特性，设计适度的竞争环境，既避免垄断导致的创新停滞，也防止过度竞争抑制创新投入。企业进行研发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白热化的竞争不利于创新。比如医药公司研制新药，前期投入可能高达几十亿、上百亿元，不仅面临研发失败的高风险，在激烈的竞争下，研发慢了一拍可能都会错失市场。所以，如果竞争非常激烈，企业是不敢投入的。因此，并非企业越多、竞争越激烈越好，适度的市场集中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创新。

　　第二，在产业更替中要注意平衡收入差距，构建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鼓励更多人投身创新创业，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失败，基本生活仍有保障。同时，社会应培育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认识到失败同样具有正外部性——为他人标示出不可行的路径。建议完善破产保护制度。中国缺乏个人破产法，对企业破产处理也较为严格，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创业活力。真正的创新经济需要允许失败，要建立保护失败者的制度环境，让创业者有机会东山再起。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

　　第三，要重视金融对创新的支持作用。一个国家没有好的金融体系，是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国家的。一般而言，直接融资体系更有利于创新。创新活动不确定性高，且企业通常缺乏抵押物，而银行等传统融资模式在这方面要求较高，因此不利于原始创新。这可能解释了为何中国创新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而非代表核心创新的发明专利。若想加强银行对于创新的支持能力，就需要突破现有的格局，进行制度创新，如保护债权人利益、严惩上市公司造假，让企业诚信守法。

　　总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醒我们，创新驱动增长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特定制度、文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改革发展可能无需“重新发明轮子”，而应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结合自身国情，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宽松的环境、健全的法治和产权保护、包容的文化和有效的金融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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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