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论坛2018年会：新时代·改革开放

本次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

周锐：非常感谢李董的演讲，从早上9点半到现在我们这场年度的思想盛宴已经持续8个半小时，感谢各位的一直陪伴。在这里我要感谢今天来参会的所有的领导和嘉宾，所有的观众以及所有的媒体小伙伴，我们今天在钓鱼台我们既了解了亚投行的最新进展，也了解中国新一轮的减税政策，既知道了金融业是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也了解了中国经济的各个券商的首席，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我们了解了中国全球化的角色，也了解了中国如何进一步的推进开放和创新，这八个小时我们是收获非常的多，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国是论坛明年再见感谢大家。

李骊：实际上我们现在谈了一些宏观，我们现在相关技术已经全面在落地过程之中，在新零售领域我们已经跟京东、腾讯正在搭建一些智能的无人零售店，在新安防领域，我们3DAI技术已经成为（海康威视）的一种标配，消费电子我们跟Oppo和vivo已经完整的合作起来，战略合作这一块，我们跟百度还有腾讯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科学院所一块努力合作，能够为这一次技术革新产业更新能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撑和服务，谢谢大家。

李骊：我们公司努力研发了MR的技术2019年完成了芯片的设计和制作，包括相关工具的开发，我们将很快把我们相关MR解决方案推到所有开户者进行使用，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也希望我们相关的应用开发者，我们一些消费电子的厂家能够使用起来，我们努力按照我们上一轮的想法，我们努力看看能不能承担一下，老外不愿意提供的这种功能，我们作为一个发动机，类似于发动机引擎的方式存在，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好的全面性的减负，希望这一次继续还能跟得上。

李骊：现在互联网谈到AR，谈到MR也谈的比较多，到底AR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基于3D视觉的AI，让视觉范围之内，视觉信息变成数据，让机器人读得懂，所谓AR就是在真实的数据里面假数据，让假的数据真实的东西融入在一起，虚拟的跟虚拟空间完全匹配，MR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让真的和假的互动起来，比如说墙上开一门，里面出来一个怪物，与上面的怪物进行对打，这个就叫MR，我们华捷艾米是在中国第一家能够提供3DMR全面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公司，我们做这一块技术研发跟清华一起，包括还有一些北理工、中科院教授一起合作，研发这一块的技术已经5年了。我们的目标是想作为行业的一个发展引擎，能够为所有的企业提供支撑性的技术服务，MR这次影响力比较大，覆盖到生活方方面面去，这一次产业的升级，可能存在产业升级，比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功能手机到移动手机，要全面而且广泛得多。上一次在升级过程中有高通和MTH芯片，在操作系统有谷歌到安卓，这一次没有了，这一次微软、苹果拿出来的东西直接是产品对产品的一种PB，我们在明年下半年就会面临到微软和苹果拿它下一代的产品来跟我们这一代的产品对比。而且从智能家庭里面所有消费终端，从移动所有终端和未来的一些更好的终端体验，在这次过程中已经没有外国的公司能够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提供。

李骊：也就说MR这一次技术的变革，我们现在看据微软和苹果的这些市场来看，几天几个月这样一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能看到整个MR的产品，MR的内容，MR市场可以这么来说，MR基础技术是一个上帝视觉技术，它的最关键东西是一个AI，能够让机器认人、识物知场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对人的一个判断，首先通过这种3D识别知道你是谁，长什么模样，你的身高你的三围，能知道通过你所有关键信息，能知道你在干什么，通过面部三千多面局部细节动作信息，以及你身体的一些运动信息能知道你做一件事情反映是什么，也通过你动作运动信息能知道个人健康状况。对环境来说首先一个马上把3D视觉AR摄像头就能知道场景里面到底哪些物体，对物体进行打上标签，并能进行一个区分，哪些是固定的，哪些是活物，哪一些是可移动的，哪些是正在运动的物体，由此通过数据的体系，能够智能判断出来，场景是个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地方是会议室，那个是一个卫生间或者说厨房直接能够解读出来，这个时间点你戴着MR，3DAI智能眼镜机器人说你去厨房给我拿个什么东西过来，完全自动他不需要你告诉他，厨房在哪里自己去找，找那个物体，然后给你拿过来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能实现的一个事实。

李骊：MR来了之后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革？可以这么来说，从苹果一系列动作来看，包括微软一系列动作来看，MR核心的技术将会和操作系统进行深度的绑定，智能绑定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所有的消费电子终端，包括我们的监控，外面的观测设备都会发生形态性的改变，而且后面整个内容发生改变，以前我们看到一些APP，另外数据的呈现方式，数据收集方式也会发生一个升级。

李骊：中国的一些企业、包括华为也正在进行ARSDK开发，我们也正在配合VIVO和OPPO进行全面手机升级，这个是明年能看出来的产品。MR这个行业整个产业链来说难点在哪里，我们首先看微软，可以这么来说，微软已经研发MR的技术，核心技术已经到现在为止28年，实际上微软在2015年之前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现在又花了四年的时间研究MR芯片，也就是说MR核心点在技术和芯片，苹果从2013年开始进行一系列企业收购，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两百亿收购MR的核心技术，而且芯片已经有一段时间，整个的行业量来看，现在推动MR基本行业的起点，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芯片本身，如果没有这两点，苹果和微软已经具备完整的技术基础，现在产品还没有推出来。

李骊：各位大师讲的都是世界的事情，中国的事情，行业的事情，我们做一点小事情。谈一些未来的技术储备，包括明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大家可能发现一个变革，MR正在进入产品世界之中，可能大家对MR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我们先看一下宏观的东西，我们从供应链的信息来看，微软已经在MR做好了完整的布局，从2019年开始，苹果所有的消费电子类的产品，基本上都会带上MR模块，微软从2019年开始，也会推出消费级的眼镜带MR模块，从明年年底开始，微软的HPC2.0，MR的芯片，苹果MR的芯片，也将跟IOS绑定，改名为IVS，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几天苹果的市值下降，被微软取代了，苹果在中国AR设备和MR设备不再推出来的话，市值会进一步的下降，看不到手机有太大的创新空间。

周锐：非常感谢杨教授的演讲，今年以来其实大家一直有一个忧患意识，就感觉中国在技术上被卡脖子了，尤其是芯片这一块，杨教授刚刚已经用他的演讲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通过哪几个地方，来取得进步获得突破的，非常感谢杨教授。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北京华捷艾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骊。

杨华中：从这个定律来看，有人把它定为芯片行业技术进步的定律，但是从摩尔定律来看，大家非常的欣喜，这个是经济学的定律，但我更认为这更是关于创新的定律，从诞生到现在，大家可以想象每两年翻一番，价格翻一番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你们回去想想，在今天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按照指数的方式继续的增长，所以集成电路需要的不是热情，需要的是持续的创新的能力，如果不能持续创新这是没有前途的，更重要一点要发展集成电路，创现能力还必须要能跑得过摩尔定律，创新能力跑不过摩尔定律也是要失败的。谢谢大家。

杨华中：我以50多年前的两幅图片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左边这个图是1965年的时候，他作为销售员看的情况，他把纵轴看成单个晶体管的价格，横轴是集成芯片的速度，他们发现每一年的时候，都是芯片上集成一定数量的晶体管它是最便宜的，就说1970年的时候，晶体管的数量预计可能在十的三次方到四次方之间，这个是最低的，单个晶体管的成本是最低的，集成晶体管的数量多了或者少了，都不是最好的，同时他把年度拿来看一下，从1962年到1965年，一直做下去他会发现，发现集成数量，单个晶体管的价格最低的时候每两年增长一倍，后来做了一些修订，认为18个月翻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杨华中：第二个方面就是选择我们有优势的产业，或者特殊的行业，选择芯片，比如咱们国家在通信、移动互联网、高铁等等这些领域已经有些优势，选这样一些方面研究，航天国防军工业可以，选择这样发展先发展起来。第三个方面，对于新兴的领域，我们把3D的视频和人工智能去结合，可以实现混合现实，把物理现实和数字的虚拟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可视环境，实现虚拟对象共存与信息实时的交互。所以更关键事情是说通过新兴的领域去站住，把这些领域站住以后我们再来谋划那些生态链比较长，需要长期奋斗的领域，中国的芯片行业就有机会了。

杨华中：当然我们工作也获得了投资，今年完成了投资，从中国来看集成电路还是有不少进步的，2003年中国满足咱们国家2.63%这样的需求，到去年差不多能够满足8.5%，应该讲是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比例还非常小。怎么能够发展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瞄准量大，产业链短的这样一些行业，电源在通信电源是无处不在的，大家用的手机计算机都需要电源，我们把这个做好，由于产业链比较短，对咱们国家是容易做好。

杨华中：每个十年都有新的集成技术，这点也是靠集成电路，所以说这几十年每一次信息产业的升级，都依赖集成电路到了危亡这个时代，我们芯片技术越来越重要，可以讲没有芯片，就不可能有互联网技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工作。传统的CPU，第二年以后就没有信息了，把数据放到外面以后存储这个方式做很慢，我们把全部塞到里面来，不要放在外面，使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不断，当然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模块，使电路当中每个地方，都可以，就利益密集起来，我把数据的备份从片外搬到片上，也编程全部并行，极大地降低能耗，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提高三个数量级，我们的效率提升4个数量级，当然要达到这样速度主要还是靠基础创新工作，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被（英文）体系结构的顶级期刊（英文），选为亮点情况报道，认为是最新颖，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芯片，我们就可以做轮胎监测，因为这个芯片，以后这东西部需要电子，我完完全全从自然界画获取能量做处理，做制的处理。

杨华中：我大概是简单介绍一下诞生和重要性，根据我自己经验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最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个是1958年的时候大概60年前，第一个集成电路，大家看得见器件做好以后，用电线用木块连在一起，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非常简陋的。差不多一年之后做了一点改进，把连线用铝的方式做的更精密一些，恰恰正是把原件和连线都放到一起，这样一种集成的思想，为我们今天人类社会带来了展现的理念，我们今天信息时代都依赖于这个，这个获得了诺贝尔学奖，这也是百年第一次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一位工程师，这个看得更清楚，从60年代到现在，每个十年就出现新型的运用，最初我们看60年代很多人操作那台计算机，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操作一堆。

杨华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这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刚才各位领导给了非常宏观的非常长远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我这边介绍是一个非常窄的而且领域时间也非常短的。

周锐：非常感谢周所长。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有一系列的新闻，让一个以前可能非常热门但是在大众不是太关注的集成电路产业，变成非常热门的词汇，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杨华中，从学这个角度分享创新，对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意义，以及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请杨教授，谢谢。

周剑：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生态，它需要的是怎么样构建开放生态，也就是过去我们可以认为更多关注，我是不是有技术，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产品和服务做好那样一个运营管理能力，规模化的能力，未来很可能是说，更重要的是说，技术会逐渐的开元化，它会变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我们看到开元设计的发展，也在引导这样一个方向，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握需求，定义需求，怎么样更快速的有这种资源配置的能力，有这种能力合作的快速综合能力传播响应个性化需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真正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从商业模式角度看，从封闭逐渐的开始大概有这种真正开放的这种要求。创新就有了新的空间，也只有这样那些所谓的共享经济，那些新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的模式才有可能真正落地，而不只是你能力还是传统能力，你要搞新经济，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要么做金融，要么炒概念，最后你要么就跑路要么就有人接盘，我们只有能力体系改变，我们才能去做那些新的模式，才能去真正探索出来，才能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和路径，因为时间关系，前面我们比较宏观的理解向各位做个汇报，谢谢大家！

周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创新驱动如果我们抓住新要素，创新驱动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实落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说落到竞争力的层面，我们理解就说真正要抓住这个创新驱动，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们的组织层面，或者企业层面、产业层面，最核心的要改变过去封闭式的发展方式，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规模化生产，都是以封闭的技术体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封闭的价值链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追求规模化，追求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开放经济，刚才讲是一种更加开放式的动态资源组织方式，应对个性化需求经济组织方式的时候，开放生态的构建能力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识别需求，甚至定义需求，怎么快速通过整合资源去应对需求，怎么样快速交付，刚才很多领导还谈到全球化当中物流越来越重要，基础设施越来越重要，等等都是为了解决快速交付的问题，还有整个生命周期，整个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怎么样快速的去发现需求，响应需求，去提供服务这种能力等等。

周剑：社会化组织，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一下，新旧动能转换，按照我们的理解，其实新旧动能转换，核心从要素层面解释，三去一降一补是我们的任务，但是真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个性化的需求，这种动态资源配置的要求，我们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我们今天虽然发展的很快，但是我们每个企业、每个产业跟发达国家比，我们比最大的差距就是全员劳动生产力，但是我们原来发展的很快，但是很粗放，我们靠的主要是一般性的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我们没有用好那些高级的，能够更好的形成可持续竞争市场生态这样的要素，比如说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比如说刚才说的社会化组织管理，社会化价值网络，还有数据资源配置的主导性要素的价值，我们并没有真正很好的用起来。如果我们把这些要素用起来，其实我们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有了新的空间，而不是挖据土地的价值，挖掘劳动力和资本的价值。

周剑：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该是有一个生态圈，作为一种载体去实现能力的复制和共享，未来是一种能力新的传播和快速的构想，刚才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生产要素变了，驱动要素变了，我们看到社会关系也要变，我们人与人之间价值关系要变，实际上就是双创的问题，因为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那种科层式组织企业的那种形态，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规模化经济，通过规模化实现效率增长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更强调柔性，更强调灵活的配置，我们重新构建人员之间的关系，把传统的科层打破，构建起更加网络化的动态化的合作方式，就是我们讲的双创。

周剑：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找一条新的出路，找新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说在传统模式上继续推动，如果继续推动只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更加尖锐、更加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新的路径，我们理解也是更好的避免修斯底德陷阱道路就是信息化，就是数字化转型，就是搞数字经济，改变我们传统的工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去探寻数字经济新的发展空间，去搞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刚才这几句话都是总书记谈的，也就是怎么从工业经济，快速转入到未来更好去掌握信息经济的规律，找到信息经济新的发展空间，因为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规律是非常不一样的，它的整个经济、模式产业结构、背后基本的原理等等都会发生，我们可以叫破坏式创新，颠覆式的转变，如果我们找到了新的道路，也就是把握住了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国命运共同体，对世界包括我们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的可能性，就是换道超车，这是我体会的第一个背景。

周剑：首先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大变革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传统的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规模经济的增长模式遇到了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当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仍然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过了十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继续发展，还不止我们要发展，我们发展中国家，还有印度、欧洲都要发展，但是整体的经济空间又遇到了隐形的天花板，也就是说蛋糕做不大了，但是分的人多了，在这个时候还遇到刚才大使先生特别提到的环境的约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周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非常荣幸，刚才很多领导和专家，从非常宽泛的非常有深度的角度阐述了我们各个方面的一些话题，尤其是对于开放和创新，我们这个论坛有很多好的见解，我从产业革命这个角度向各位汇报一些我们的体会，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压缩一下，第一部分对现在开放跟创新站在产业革命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数字化转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推动。

周锐：非常感谢姚大使的演讲，他用他在苏联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外交战线的工作经历，向我们展示真实当时苏联解体，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怎么改革，怎么推出一带一路的亲身体验，我想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段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包括早上很多金融界的人士，都在讲我们怎么给用户画像，怎么数字化，最早的时候，数字这一块在工业上给予厚望工业互联网，包括我们工业企业的数字化问题，接下来有请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系统所所长周剑，他演讲的主题是数字化转型重点和路径。

姚培生：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我们要多关注，我们要呼吁，因为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大家知道，垃圾越来越多，气候变化我们整个都是在变化，气候变化、海洋变化、河流变化、土壤变化通通都在变化，我说现在绿色环保儿童抓起，让儿童去看垃圾厂，让他们知道从小应该爱护这个自然，我这可能说的不对供大家参考，谢谢中新社领导要求我参加这个会议，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姚培生：第三个讲到开放创新，大家每天坐车知道车走的是越来越慢，车多不是好事是个坏事，搞智能车，搞智能车把北京市交通能够解决了我就双手赞成，你搞智能车，小孩都不要开车，都能够坐上智能车，城市病还是解决不了呀。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姚培生：所以对一带一路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这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提供最大的多功能平台，大家可以在上面运作有人说有风险，风险肯定有，但是不可能一带一路所有国家都发生动乱都战争，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国家发生变化很正常的特别战乱，但是个别国家总体上世界已经走入到这个程度，我想不会再有世界大战恐怕不大可能，只要这个不可能，我们一带一路还是有很大的机遇，所以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在这方面多下力气。

姚培生：第二个改革创新我们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在国际上提了很多倡议，外交倡议，包括其他治理和平共处还有其他等等倡议我就不重复了，记入史册的就是一带一路。五年过去了，我认为一带一路确实是我们中国对世界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个一带一路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搞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经济体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不搞，我们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我们产能很大，我们的体量很大，我们已经到了世界老二的地位，我们搞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既为自己也为大家。大家看到最近上海进博会，刚才讲了美国居然有这么多企业来参加，我们一带一路不光对我们自己双边合作，特别跟多边合作提供很好的平台是非常理想的平台，所以我们应该说对世界的贡献应该是很大的，应该说世界贡献，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全体会议把我们一带一路列入文件，这个其他国家还没做，就我们做到了，所以西方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造事，他们是互赢，美国他心里清楚。现在我们做的一带一路每个项目，一个个项目做实，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工作，说一带一路会不会打水漂，会不会浪费掉，我们怎么给人家那么多钱，他们不知道，没有详细的看一带一路，认为合同额就是我们给了钱，其实不是这样的。

姚培生：非常感谢中新社邀请我参加这个国是论坛，我是来学习的，因为很多专家今天讲我很仔细听，另外很多媒体在这，讲到这个开放创新，我认为中国能够获得改革开放成功，实际上就有不断创新的结果。我在苏联工作过将近十年，在苏联解体前，这个十年中间我看苏联国家怎么从顶峰，一步步怎么跌落，到后来变成苏联解体。当然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他就是没有创新理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个政党苏联共产党领导没有一点创意，慢慢这国家就走向了衰退，到了1989年这个大家知道已经到了几乎已经快崩溃了。

周锐：谢谢张燕生老师的精彩演讲，其实大家从首席演讲里面已经感觉到了经济学家对于大国之间冲突，对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高度关注的，大家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危险，但是张燕生老师告诉我们，他有三个其他的视角，第一个不容浪费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中间学习成长。第二是检验我们深化改革的试金石，虽然现在国家在打贸易战，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进博会来看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参与进来，第三个大国的冲突包括贸易战可以成为我们扩大开放的一个动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用开放倒逼改革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非常感谢张老师。接下来，既然讲到开放，最了解开放最了解海外情况的，一定是工作在国外的大使，有请曾经担任过驻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大使的姚培生先生做演讲，谢谢。

张燕生：我们说在开放中间提高创新的效益和发展的效益和生产力增长的效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讲双引擎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是创业创新，还一个发动机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两个发动机制约我们经济发展或者创新开放效率的发动机主要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个发动机是短板，是弱项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因此也就下一步我们要想使我们的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这地方讲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能力建设，第二体制建设，第三跨境网络建设，这三个因素的解决，我们都要靠开放，也就是叫全方位国际合作，那么昨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燕生发达国家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怎么能在科技和中国脱钩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创造企业，创造地方政府，创造民众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如何改善市场环境是我们下一步提高开放的效率，提高创新的效率，提高发展效率的关键，因此我们就讲政府的改革，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和营造环境的改革和用法律的方法市场的方法和国际通行规则鬼鬼的方法推动改革是我们下一步提高开放和创新的关键。谢谢大家。

张燕生：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我们现在开放驱动创新，我们会发现从市场的角度看，开放条件下最有成长性的行业有哪些，我把它列到左边，这是一项调查，排第一位的是养老健康。养老健康我们发改委研究人员发现，养老健康行业的产值在2020年将达到14万亿到16万亿，也就是说养老健康的服务，养老健康的人力资源是下一步成长性最好的领域。

张燕生：那么我们要看中部内陆地区呢，我们会发现它们仍然处于投资驱动阶段，比如湖北，湖北的研发强度是1.97，湖北一年投创新的钱是700亿，而深圳研发强度是4.13，而深圳一年投创新的钱是900亿，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湖北仍然是处于靠投资，靠项目在推动它的经济发展。第三个板块我们看西部，我们会发现像海岛它的研发强度0.54，它一年投创新的钱只有23个亿，因此你会发现我们的西部仍然在资源驱动的阶段。也就是当我们说开放驱动创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处于三个完全不同阶段的板块他们对开放的反应，他们对创新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下一步，我们想真正提高创新的效益和开放的效益，我们就必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张燕生：东部沿海地区的七个省市已经到了创新驱动阶段，它们的平均研发强度超过或者明显超过OECD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就在想流量超过，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产生存量的变化，数量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质量的飞跃，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明显的看到，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到动能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效率，就看你的创新结构和模式的转换。

张燕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在开放条件下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讲，我自己的调查研究告诉我，说当前的中国经济我会看三个指标，第一动能转换的状态，看研发强度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力。第二我看结构，第三我看模式，我会发现过去十年一个地方的经济，如果你坚持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今天那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就会一步一步释放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我们用一个指标看中国，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用研发强度看中国，用全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看中国，我们能看到我们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

张燕生：第三个我对开放体会，也就是开放前行举步维艰，你会发现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推动开放，我们很难推动改革，因此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危机是扩大开放最好的动力，没有危机没有压力没有挑战，我们很难打破我们已有的坛坛罐罐，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应对大国冲突最好的策略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因此我从上海进口博览会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启发就是政府打贸易战，有180家美国企业到上海来参加进口博览会，有500多家日本的企业到上海来参加博览会，也就是说企业家告诉我们说，中国推动开放，美国的企业，德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就会拥抱中国的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为世界带来机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才能够改变逆全球化对我们产生的冲击。

张燕生：我对开放的第二条理解就是开放的本质是改革。也就是说没有体制变革没有结构调整的开放，开了也不可能有效果，因此我们说改革也不能开倒车，也不会开倒车。40年走过来的路告诉我们，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张燕生：第一条封闭必然落后这句话是我们这个民族，刚才邹骥教授讲说我们是历史上文明传承的国家，历史上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闭关锁国必然落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因此开放不会开倒车，也不能开倒车。

张燕生：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大国冲突中学习成长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大国冲突过程中如何能够深化改革开放，也就是它是一个试金石，如果你在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那么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动荡时代的赢家。因此它是一个试金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讲过去四十年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的体会是，四十年的开放，它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开窍，开了我们中国人十四亿中国人，或者将近14亿的中国人，我们对国际化，我们对现代化，我们对法制化的理解，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不管到再偏远的地方，我到老少边穷的地方，我都会发现那个地方的年轻人对这个世界很了解。那么在开放式开窍，这样以来我自己对开放我有三条很深刻的体会。

张燕生：首先还是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逆全球化下的开放和创新。逆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和创新，这里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国际环境？因为我们十八大、十九大都有一句话，叫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有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说是战略机遇期呢。开放期不仅仅和兴盛重合，而且和风险重合。因此我们现在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当开放期和风险重合，大国的政治经济冲突的加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还是机遇吗？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战略和安全三大领域，现在出现了冲突的风险，但要辩证的看国际环境，要继续抓住并且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会涉及到在风险明显上升，大国对抗明显上升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环境下，我们的环境在什么条件下会是机遇。因此我自己说一句话就叫做，我们不要浪费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带来的机遇。

周锐：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经济部的周锐，非常感谢大家到这个时候，还在继续陪伴和聆听。第三场分论坛的主题是开放创新，这两个词非常关键，几乎贯穿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进入嘉宾演讲的环节，第一位演讲的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主持人：非常感谢邹骥主任，都是很珍贵的经验之谈，非常感谢我们第二场分论坛的嘉宾。现在麦克风交给第三场的主持人我的同事周锐。

邹骥：今天尤其强调战略思维，强调要放开眼量，坚定长远的方向，慎对当前的形势，精心设计开拓实践的路径，最后我想用能源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来结束我的发言，能源基金会现在发起对中长期战略的研究，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起做中国能源2050年，2现在我们结合巴黎协定的要求来发起一个，有18个智库参加的中国中世纪的战略，也叫低温室气体排放战略，发展战略，另外我们也开始启动我们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也开始逐步地加大力度来促进二轨的中美、中欧，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和对话，谢谢大家！

邹骥：刚才刘浩主任，我跟他聊了聊，国开行它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它在很多方面代表国家，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开发银行，它在“一带一路”国别做的这些工作，就已经有这个影子了，我们各行各业开始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一个水平和层次上去努力的话，我想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升级。 邹骥：最后一点，也是第三点，我想强调一下中国的地位作用它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当然这些地位作用是由中国的体量、禀赋、能力、比较优势和政治意愿决定的，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最终还是想强调一点，最终还是应该有我们的智慧努力效果来决定，我这个结论其实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这个案例看，以色列的禀赋条件，以色列的体量跟我们没法比，还有一个国家是新加坡，我们在国际场合去看，这些都是很小的国家，它们的作用和实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们中国五千年连续不断地及，唯一一个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一个民族，说明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虚心地向世界民族之林中优秀的国家民族去学习，虚怀若谷，脚踏实地，中国应当对世界闻名作出新的贡献，从而也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

邹骥：第五个定义你有没有领导能力或者你的地位作用，最后落到低碳技术、低碳产业，投资市场的绩效，这是前边所说的最终的落脚点，你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发电占比，光说装机占比不算数，如果装机占比很高，发电占比很高，说明效率很低，这些最后落到物质的层面上，所以我想定义，我们再说参与贡献引领，需要我们开始更深入的想怎么实现参与贡献引领，至少在这五个方面，我们没有长足的进步，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里面，我们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很难说在全球治理中占据应有的贡献和引领的作用。

邹骥：第四个方面定义你的地位作用就是你具体的政策措施，比如说你的建筑能效标准，你的空调标准，你的汽车政策，是在多大程度上要去发展电动汽车，你的城市公交系统，你整个交通体系怎么构建，你的城镇化政策，你的菜市场政策，全面能效政策或者分行业，你的电力体制的改革等等等等，我不一一列举，就这些具体的政策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说一说有没有监管，有没有基础的数据，有没有相配套的激励措施，在财政上在货币上有什么对应的协调一致的措施，刚才前面首席提到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实际上是一个粗放的管理方式，是在管农耕经济的时候，在初步工业化的时候，管重工业是你经济主要支柱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政策，当您经济进入到以消费为主导了，进入到服务业超过一半甚至于更高水平的时候，这样一个阶段，当你要想发展高质量经济的时候，你有没有更强的政策手段和政策水平。

邹骥：第三个定义一个国家的地位作用，首先我以中国为背景，国家的战略、国家的规划、国家的行动计划，这里面既包括年度计划、五年规划、中期规划，也包括长远的规划，我在规划体系里边我有一个学习体会，工作体会，大家对年度计划很重视，对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才前半场谈几个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非常关注2019年发生了什么，这个很重要的。但是有人在谈论2030年是一个什么情况？有人在谈论2050年是什么情况吗？当然我们党中央谈了，给出一个宏大的目标，205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决策意味着什么？我们学界、智库界、政府界、企业界，我们认真的思索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做精深的工作去论述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去看看其他的国家，世界的民族之林，别人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怎么考虑这些问题的。巴黎协定要求各个缔约方，2020年要提交你在2050年中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对于这个战略，我们的舆论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技术界、学术界，现在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去花力量，去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们的战略家们，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号召大家，你要想作为一个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的一个国家，你的智库群体，你的思想界的群体，你就要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和思考，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定义你是不是具有领导地位或者发挥引导作用。

邹骥：像低碳发展，应该说在本世纪以来，尽管英国现在国际影响力我们说远不如当年所能比，但是在引领人类的发展方向，这种思维，这种社会理想和远见方面，我们仍然不要小视，应该虚心观察到别人的优势，这样我们中国才会真正的兼容并蓄，但是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中国要想起到引领作用，首先要在思想上、在国家学说上能够站到一个高度上，应该说一个思想的矮子，永远不会真正成为行动的巨人，更不会真正的成功，我们说中国要想发挥引领作用，首先我们在思想上、在认识上、在国家学说上要去引领，要去认真的学习。第二点来定义我们引领作用，我想在治理上，在全球气候治理这些问题上积极主动的发挥作用，发挥建议和促进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说中国正在学习，而且这几年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不展开的讲，怎么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你有没有想法，怎么界定自己的权利义务，用什么机制来形成权利义务，过去说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面，我们中国在国际体系里边，在这个方面应该说还是一个学习者，现在中国开始逐渐地走到舞台的中央，走到聚光灯下面，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可能还不是一个强国，我们的政治运作能力，我们看巴黎协定，我有特别深的感触，法国从国力、人口、GDP等等，已经远远在世界体系里边往后排了，和它当年的地位比，但是它在政治运作能力上，在多边运作能力上，我不得不赞叹，当时法国作为主席国来主持巴黎协定的谈判，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家的领导下，亲身经历这个谈判，我有很深的体会，这样的软实力，我们如何培养去建立起来。

邹骥：第二点我要谈到的是，如何定义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我过去近二十年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以及一些双边和小多边的国际合作磋商经验中，我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你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可以解决的可以确定的，它实际上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特别是一个国家在一个国际议题上的作用，第一你要出之有道，你在道义上、在社会力量上、在视野上、在战略方向上，应该通过开放式的国家学说来引领，你有没有这种思想，在我们世界体系中有一个国家引起我的注意，就是英国，大家看看英国的经济学物理学，看看它的产业革命，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在发挥过引领作用的。

邹骥：当然全球气候治理，全球低碳发展，多边的气候谈判，在联合国政府间组织论坛上去谈判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绝不是唯一的事情，应该说整个发展的进程，整个技术的进程，整个市场变化等等等等，整个供给侧需求侧深刻的变化，它是一个更宏大的场景，是一个更大的范围，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就此而言，我说的第一点就是，中国在根本利益上和世界取得了高度的重合，所以我们由此出发，应该明确的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全球化里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战略姿态去寻找自己的引领地位。

邹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说它就应该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它是一个历史的潮流，我们必须得积极主动的去适应去引领，去做弄潮儿，它在道义和社会理想上，在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上，在能源安全与独立上，在高水平的空气质量等等诸多方面，都是应该说是和我们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内涵是丝丝相扣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原动力，就说低碳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世界的事情，它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从利益一致性来看，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低碳发展上应该会，而且也应该有所作为，而且要大有作为。如果中国不能够在低碳发展的大潮上有所作为或者大有作为的话，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可能我们失去了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自己竞争力的一次宝贵的历史机遇，所以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去认识中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低碳发展中有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地位，而且应该参与贡献与引领这样的一个趋势。

邹骥：我们说纵观这几年纷繁复杂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手里边也有一些好牌，我想说应对气候变化，参与贡献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是中国手中一张非常珍贵的好牌，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的珍贵性。大家也在热议，明年马上要开一带一路这个峰会。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中国的一张好牌，五年来这张好牌打的也很艰辛，也面临国际社会各种说法，尽管我们认为它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它的道路也是正确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张牌打起来也很艰辛，我要说目前此时此刻，中国在所处的位置上，打气候变化的这张牌，从地位的有利性来讲，从时机上来讲是非常得天独厚的，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越应该谨慎，越应该珍惜，越应该把这个牌打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占据战略的制高点，这里面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来理解中国的定位作用的原动力，一个怎么理解低碳发展，我想低碳发展它在本职上是技术生产发展、发展路径还有治理方式的一场变革，它是一个革命，是可以说源于气候变化问题，但它事实上它是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或者说科技加产业革命，它深厚的背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理解低碳发展的趋势，要从1750年第一次产业革命里面来，我们历经了，有人说是三次有人说是四次，不管定义几次，现在我们这次全球范围内低碳发展的趋势，应该放在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全方位的革命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

邹骥：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发表我们的一些见解，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在全球低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刚才前面李高司长他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特别是结合现在这次刚刚结束的卡托维茨谈判，还有他经历的哥本哈根、巴黎谈判的历程，从政府的角度阐述。我现在的地位超脱了，我这么来谈一点体会，一个就是我们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先寻找一下原动力，它的根据是什么，口号不是空喊出来的，它是有原因的，原动力还是在于利益，我们讲全球问题，讲国际问题的时候，我本人是相信利益说的，我们看到全球低碳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这是中国根本的国运，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完全是吻合的，方向完全是一致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来去理解，去定位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主持人：谢谢刘浩主任，非常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解读了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怎么样能支持“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现在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他多来年担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是一名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推动者，有请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先生。

刘浩：我想下面一些做法就是我们开发银行首先要坚持金融定位，勇担国之重器这么一种使命。第二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把我们开发银行规划先行放到我们前列，目前开发银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叫规划先行，什么概念呢？刚才我讲到了国别报告，也讲到了对产业的了解，规划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路径，其实就是一个方向，开发银行不是非常在乎某一个单体项目的成功，而是在乎这个项目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产业中的地位，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最后能不能复制。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继续为这个国家经济结构服务。所以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中的港口、道路、机场、铁路等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既要有短频快的融资效应，也要有中长期大的支持，亚太是互联互通率先方向，也是核心区域，是硬连通与软连通优先试验田，我对这段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开发银行目前做的主要是三大块，一个是能源，几乎是涵盖老挝在它东盟的定位，它的定位叫蓄电池，下面面临的问题就是跨境输送，它要卖到泰国。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互联互通中，像印尼、马来，特别是印尼千岛之国，它有很多短程的运输，特别是岛与岛的运输，而这块我们中国高铁铁路网络化建设不覆盖，所以给我们提出一些新的命题，所以我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共享一下开发银行在我们一带一路过程中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在未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一些关系的处理，也希望与在座的同仁们，还有我们企业家们、智库们，还有我们媒体朋友们，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我们周边睦邻友邻做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刘浩：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个人感觉其实是很艰难，我感觉确实是基础设施重大的瓶颈在我们亚太地区确实得到体现，比如说我们在老挝，可以直接放到锅炉里量化，价格可能是10美金，可是运到港口就到了70美金，整个物流成本非常高，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什么，其实互联互通是我们首抓，互联互通往下继续要做的就是物流，大家去过发展中国家，我也刚从澳洲回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确实点不到外卖，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插旗的摩托车，他们说那叫邮政不送餐，其实就是他们的人工成本太高，整个东南亚刚才讲，我们的人口，东南亚人口占60%，人工成本是完全可以用的。

刘浩：四是产品竞争和客户多元化承接关系，随着中外企业对产品服务定制化的要求，银行基于产品服务机制服务的这些安排，但是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就是，好像在马来西亚，好像不是先来找融资，它是先发债，依据自身的现金流先发债，而不是通过银行，这是跟我们大陆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刘浩：三是推动业务的发展与严控风险进退关系，发展可能在五年前的时候做项目和现在做项目，最大的感受有两个，一个对方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我们对项目的要求是越来越严。再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人民币的推进和它当地的需求度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高，因人而异，美国缩表加息以后，新兴市场外汇资金非常明显，所以很多需要外汇的目的并不是建设，而是用于流动性的支持，这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点，所以我们想为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在未来业务合作中把风险和风险防范和推动的关系放到战略性的安排中。

刘浩：二是落实政策性任务和坚持商业化运作的便利关系，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逐步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中所扮演关键性的作用进一步被强调，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项目推动仍需要金融机构进行多方支持，同时积极探索包括搭建政银、银企交流平台战略多种途径和手段，通过顶层涉及汇报沟通政策和项目分享的手段密切关系，增强高层共识。

刘浩：整个的证据还是动荡的，特别是债务危机，大家可以看到网上，不光是我们在巴西、东南亚，我们很多一些新兴市场，像巴基斯坦当地货币严重贬值。在南太地区，目前我们南太的领头羊是我们的澳洲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至今没有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新西兰和中国政府发改委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一带一路”正式从快速发展阶段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种转变我觉得对我们工作确实提出一个提质升级迫切的要求。

刘浩：第二大点就是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这是我们在做业务过程中的一个心得，第一个关系一带一路精准发力和推动国际化合作提质升级的呼应关系，目前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系进入货币政策的收缩期，新兴市场资金流出显著，贸易保护仍在加剧，国际形势愈加错综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亚太为例，在西亚、南亚传统大国战略进行了推手，产油国尝试多元化的转型，政局碎片化更加明显，在东北亚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仍存变数，朝核问题还在争取。在我们东南亚，南海问题温度虽然是在降，但是依然存在，部分国家热衷于大国平衡，大家可以看到某一个很小的国家，就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要发表一些见解，目的是什么？

刘浩：最后我们还做了一些人文交流，我们还有一些智库的先生会讲到，开发进行代表国家和我们机构和我们合作的所在国，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他们企业代表做了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人次的各种研讨会，同时开发银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支持和鼓励东盟的学生、机构到开发银行以及到大陆的高校来进行学习，人次将近249次，同时举办中国东盟金融能力建设交流培训，获得东盟一体化项目认证书。

刘浩：开发银行有一个很著名的国别报告，我们和很多的企业分享过，很多部委分享过，这个报告的内容真的是可以涵盖这个国家所有的东西，从地理到经济发展，到产业结构，到产业结构升级，这个是开发银行目前我们讲的，你要先去把这个国家了解清楚，你才进得去，怎么能待得住，用一个产业待得住，跟当地产业的结构进行分析和融入。

刘浩：三促进多双边的合作，开发银行本身发起了一个中国东盟银联体，中国阿拉伯银联体，中澳CEO圆桌会议等多双边机制，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个银行怎么可以去发起这么多，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互联互通里边还有一个资金相通，资金怎么相通，大家要坐在一起，开发银行利用我们开发银行产业优势和我们行业优势，还有市场了解的优势和当地的银行发生了很重的关系，我本人不是学银行的，我是学交通的，开发银行有一大批不是来自银行，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所以我们审项目看项目的角度不是计算，是看你的产业是怎么来的，它在那里，它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现状是什么，未来趋势是什么，这个评审报告的结果，我们评审报告是可以卖钱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项目，是项目所在的产业，如果再进一步扩大到我们一带一路，它涉及的就是地缘政治所在国的很多东西。

第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和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刚才我们有色的王总已经提到了。我这里边主要是讲我们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也是讲我们目前开发银行的一些贷款产品，也是我们对外打出的一些举措。先后成立了两期总额一百亿美元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产能和装备专项贷款，150亿中东国家我们的工业化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了文莱、恒逸石化，习主席刚刚去了文莱，这是开发银行也是中国在国家最大的一个事。同时我们在园区，园区是目前改革开放很重要的特色，我们在印尼的青山地区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解决当地三万人的就业。我一会儿稍微归纳一下，我们走出去怎么走出去，融资推动我们老挝园区项目，打造一大批产业链协同高，带动力强的，同时对GDP和就业都有影响的平台。

刘浩：同时我们开展开发银行自身维度的考量和建设，如果大家稍微熟悉亚太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如果不从南太出去，或者印度洋出去，整个是被紧紧包裹在东南亚的，所以我们三港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网上可以查到，如果大家很愿意把地图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三个港深深的嵌在了哪里，项目的特殊性我就不在这儿展开了。

刘浩：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开行在亚太地区目前贷款余额，跟大家说什么是余额，现在还没还我们的钱，还在项目中有750亿美元。我就专项贷款说一下，去年宣布到现在，是一千三百亿，丝路基金一千亿，开发银行是两千五百亿，可以从数量上看得出来，开发银行目前在承担一带一路过程中只是一个专项的量级。在专项过程中，我们承诺1980亿元人民币，截止到目前为止，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新增贷款余额是350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占80%，达到了270亿美元，重点做了些什么，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首先就是我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主要围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实施中资企业通过设备出口，工程承包，投资建造等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在交通、能源、电力提高我们贸易投资便利水平等方面。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小小的机制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亚太比较大，从两翼到GCC，到整个亚洲，到整个亚太地区。目前我们还设立两期200亿美元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就是开发银行代表国家向东盟承诺主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三期总额为四十亿美元！中国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重点支持雅万高铁、中美油气管线，中巴经济走廊，及东盟地区的铁路机场缅甸油气管线，我不知道大家去东盟国家多不多，我还是欢迎大家多去看一看，因为三年前，我飞柬埔寨，我要看飞柬埔寨来回的班次，可能周一到了周二走不了，要等到周三，现在一天飞大陆各个城市，可以多达18到20次，随时可以去，说明什么？短短的三年，我们整个的互联互通能达到的效益是很直观的。

刘浩：这个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好像我在替外交部发言，不是，为什么？因为做国际，我的感受就是地缘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熟不熟悉这个国家，熟不熟悉这个文化，它的文化来源是什么，它与我们国家在整个地缘政治上靠近度如何，它宗教治理体系都是非常重要。我们在整个亚洲地区，与我们交恶有日本还有国民党，这是近代以来，如果再往上走那就更多了，从我们唐朝开始一直打到我们现在，所以地缘政治的关系很多，我到国外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喜欢，为什么愿意跟中国人在一起，非洲人民就是非常好，但是你到了亚太，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并不友好，不友好的原因，如果你不懂地缘政治，你不了解历史，可能他也不想给你解释，但是事情就是这样。

刘浩：第二个从资源禀赋来看和综合实力来看，亚太地区不足全球四分之一的陆地，集中了全球60%的人口，贡献全球GDP总量36%，增量的60%以及贸易量的50%，从我国的经贸关系看亚太是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劳务工程承包和投资的市场，与我国存在明显的产业梯级差异，区域一体化程度还相对比较高，造就彼此的经济互补发展依存度，能源互补性亚太地区贡献，我国目前石油进口总量60%和铁矿石进口总量的65%，经过多年的经济外交实践，我国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

刘浩：我就今天的话题再细分一下，切入到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我本人是亚太部的负责人。中国的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亚太区域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更是对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影响最直接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从历史和地缘政治来看，亚太是世界上三大宗教及三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堪称全国多重十字路口和人类的民族宗教博物馆，至今还上演着大国的纵横博弈和利益碰撞。领土争端，民族宗教问题以及恐怖主义始终存在。

刘浩：目前从开发银行来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液增长才有利，经济全球化同样离不开金融支持。作为我国唯一的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同时我行也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银行，开发银行，在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我简单的讲一下开发银行小小的历程，开发银行1994年才成立，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果，在过去短短的24年中，开发银行从一个政策性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转变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新的银行业态，就是开发与金融机构，我们的理解就是主要服务国家战略，做到我们的担当，在我们能源战略和外交布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开发银行总资产是2.3万亿美元，大家可能知道世行，目前我们是世行总资产的5倍。同时我们开发银行在整个过去十几年的国际合作业务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目前开发银行境外有香港分行，同时有十个代表处，54个工作组，我们业务覆盖是117个国家，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大项目，我们主要做法是推动建立多双边机制，设立专项贷款产品，综合运用市场工具，通过中长期的融资引导安排，帮助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国际市场的拓展，参与国际竞标，融入产业，同时服务我们的经贸。

刘浩：首先我要讲关于开发性金融的金融实践，使命担当助力于中国全球化发展，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有力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尽管当前全球化还遭受了一些逆风，但是主要的经济体内侧倾向还是比较明显，贸易保护措施日益增强，全球贸易协定数量还在下降，但是随着世界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逆转，我国积极倡导自贸同时经济全球化，牢牢的把握目前的时代机遇，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了创造机遇，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和市场。

刘浩：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按照论坛的安排，我就开发银行尤其是我本人以及我所在的亚太部，在过去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做法和一些观点感受，和与会嘉宾做交流分享。

主持人：感谢王董事长给我们谈了大国央企的责任担当，现在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他来自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深度参与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也推动了与东南亚资金融通，有请国家开发银行亚太部主任刘浩先生。

王彤宙：最后我要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有色集团愿与各方携手共进，共谋国际化发展大局，共享走出去的成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王彤宙：第一个作为我国对外国策的坚定执行者，贯彻好执行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原则和新政策。第二个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将中国优势与世界需求对接配置，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还要将中国的需求与世界资源对接配置，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第三积极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体现大国企业的责任担当，这样才能行稳致远。第四个加强合作，不仅中国企业之间要加强走出去合作，更要与外国企业加强合作，互惠互利，打造新的全球化形势下企业的命运体。

王彤宙：与时代同行，扮演好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角色。中国企业应该在新的全球化中有所作为，中国有色集团三十年走出去实践证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经营，把握好这么几个定位。

王彤宙：挑战方面，第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所在国基础设施大部分推广比较差，对于矿产的开发来说配套相关设施，比如电、路、水都是相对的薄弱。第二点就是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优质的矿产资源都集中在了国际大型矿业公司手中，中国企业作为新进入获得优质资源项目的机会少难度大。第三个，大家知道东道国很多国家资源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甚至民粹主义加大中国矿业企业境外资源开发和持续稳定经营的难度。

王彤宙：第二点就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矿场资源很丰富，开发程度较低，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以铜为例，我们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合计铜精矿、粗铜，精铜的产能就分别达到了全球16%、23%和19%。第三个机遇就是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还有电池铜钴锂镍等有色金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是我认为的机遇。

王彤宙：第二个方面汇报的是与时代同频，认清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新一轮全球化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中国企业唯有把握大势，知危图安，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从机遇方面，我觉得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我国有色金属的生产消费和贸易量近十几年均占世界4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国内需求总量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走出去资源开发发展空间。

王彤宙：第四个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外交大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走出去的品牌优势，从2011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推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的常态化、制度化，我们累计境外纳税7亿美金，捐助三千多万美金，提供就业岗位两万多。

王彤宙：第三点优势联合中外企业集群出海，形成走出去辐射带动优势。中国有色集团带动300多家材料商供应商走出国门参与海外，我们投资新建赞比亚中国在非洲第一个境外的合作区，叫经济贸易合作区，目前这个合作区有50多家中外企业已经入驻，总的投资完成19亿美元，营收累计达到了140亿美金，创造了近4亿美元的税收，带动8000多人的就业。2018年我们又成功地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在我们集团举行了，由赞比亚总统参加的中赞赞比亚工商论坛，新签署14.7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通过参加首届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与13个知名企业签署采购合同。

王彤宙：第二个优势坚持合作模式创新，形成走出去的资源开发产业链优势，大家看我们整个集团资源产业链从地质勘探开始，采选冶炼，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装备制造，项目监理，物流保障，国际贸易，这么一个整体的产业链，我们积极探索在资源开发上和工程承包上，用工程换资源，以及股权投资，产品分成，还有矿山租赁经营，建立合作区，大家知道现在矿采濒临重组，我们采取多种方式的合作，特别是在租赁和产品分成上有了很好的进展，避免前期很多大规模投资。

王彤宙：一个就是坚持聚焦实业、突出主业、专注专业，实施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形成“走出去”的先发优势。目前中国有色集团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矿山资源开发贸易和工程承包，拥有境外重有色金属资源量2000多万吨，投资运营的矿山有8座，运营的矿山和冶炼厂7座，拥有我国在境外第一座大型铜矿山，第一座合法炼铜厂，第一座石法炼铜厂，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累计近1200例冶炼和矿山工程。贸易年均达到500亿元，我们全集团现在30%的营收，40%的资产，超过70%的利润是来自国际华人业务。

王彤宙：一个是与时代同步，中国有色集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中国有色集团是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在2018年位列企业全球化五十强第18位，荣誉有色行业境外资源开发功勋企业称号。

王彤宙：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新时代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挑战与角色，以我们企业国际化的经营为例。我分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辉耀理事长，他也是非常权威的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观点。现在请出下一位发言嘉宾，他是央企的一把手，他所带领的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所带领的企业在2018年中国一百大跨国公司里位列第31位，中国制造业500强里位列第34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我们有请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彤宙先生，有请！

王辉耀：我们全球化智库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大量的蓝皮书做各种各样的报告，还有走出去宣传中国的这些理念，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辉耀：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只是在一个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几个方面，我们提出来首先要建立信息共同体，数字时代，信息共同体，大家要互通信息，还要建立机构共同体，建立联合国，比如说WTO改革，也包括亚洲投资银行，一大批机构共同体来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大家都有利益，利益都是共建共商共享，价值共同体，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引领这方面非常多。

王辉耀：所以说在治理2.0未来，中美是可以自治的，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合作，中国经贸压舱石还是很重要，我认为中美尽管有摩擦，尽管有很多方面的差异，但是未来互补性仍然非常强，中国首先不会改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美的共同体，我觉得未来中美有很多经贸往来都是非常的密切，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摩擦，但是未来的互补性和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世界需要中美来维护共同的稳定，如果中美搞不好，这个世界肯定搞不好，所以全球都需要中美走向更稳定。

王辉耀：我觉得在中国全球治理中扮演好新的角色，我们参与到现有机制里面来，同时我们应该创新全球治理机制，比如说中国能不能发起一个国际电子商务组织，能不能发起一个全球人才组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动国，一共有850个方案提交给巴黎和平论坛，100个入选，所以我觉得全球人才组织，包括全球智库组织，一轨谈不好，二轨来谈怎么样，能不能整合起来，便于推动多边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王辉耀：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开展“一带一路”，明年4月份要举办“一带一路”第二届国际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有几个重点需要加强，我们应该设立一个“一带一路”秘书处，可以提供“一带一路”的信息的机构。

王辉耀：另外一个，我觉得把亚洲团结好争取好是非常重要，中国跟亚洲这么多国家，而且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应该有非常好的结合点。亚洲的自贸圈是四十年甚至下一个世纪，亚洲经济圈方面重要的方面，亚洲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好的起点。

王辉耀：一个是我们可以充分的发挥海外华人的资源，中新社在这方面也非常有资源，我们海外有七千万的华人华侨，华人资源用好，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我们要做好我们亚洲的社区，我们周边的国家一定要搞好关系，全球化周边都搞不好，全球化是不能持续的。

王辉耀：我们都知道，我们全球化智库是专门从事全球化的研究，这方面具体研究的方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际上全球治理1.0，二战以后，1974年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到今天2.0，中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会成为一个创新点，目前还是在现有国资体系中不断地主导和参与。如果我们要参与全球化，我们有什么路径，或者有什么方法能够深入来参与，我觉得可以分几个步骤。

王辉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全球化与中国角色。在目前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怎么走好我们全球化之路，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主持人：谢谢李高司长。好的国际机制确实要与各国的关切能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接受和而不同，碰撞与融合，非常感谢。现在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有请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演讲。

李高：最后我想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它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全球化顺利发展有赖于我们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多边主义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在我们应对全球性挑战面前，引导我们实现全球金融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李高：在国际层面，我们主要还是明确的坚持多边主义，持续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建设，建立与完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智慧，发挥政治上的推动力，同时也要展现了我们在道路上的感召力。

李高：2020年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这并不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终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挑战，目前各个国家提出的目标与实现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国际进程必将推动进一步提高，来弥补这样一个差距，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将始终是一个焦点，中国面临的压力不会减小。

李高：在具体的谈判当中，我们谈判团队积极的参加各个议题的谈判，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应秘书长、大会主席的邀请，在会议期间积极地来开展，我们积极推动焦点问题的解决，为这次大会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体现了中国在具有重大影响国际进程当中，我们主动发挥积极引导，最后取得成功，是非常成功的。

李高：大家很关注刚刚结束的卡托维茨气候大会，这样一个大会它是全球对于维护多边主义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是一个标志性的会议，所以我们决心全力推动卡托维茨会议取得成功，它的背景就是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从全球来看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头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卡托维茨会议不能如期完成巴黎协定细则的谈判，对于多边主义、对于全球治理进程都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大家看到我们从政治层面到工作层面都在朝全力推动卡托维茨会议取得成功作出巨大努力。

李高：中国发展理念发生很重要的变化，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我们提出了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种理念，这样理念对于我们更好地来采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来推动国际进程，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所要采取各种措施，实际上对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推动作用是同向的。

李高：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国际制度安排，如何对国内的政策造成影响，那么我们需要去塑造国际制度安排，同时也要使国内政策与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相适应。

李高：大家很关注每一届气候变化谈判很热闹的场面，但是实际上很多政治问题的解决是在场外，是在更高的层面。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中国角色变化，从一种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角色的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气候变化的紧迫性，IBCC的科学评估报告，持续的提醒决策者或者提醒全球的公众，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势在必行。

李高：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若干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主动这样一个角色，是积极来推动这个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发挥影响力和领导力这样一个角色。

李高：那么在公约议定书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怎么样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发达国家来承担它的历史责任，让它来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采取行动，来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也有一个很大的担心，也是担心这样一种国际制度安排，会对我们的发展空间形成制约。

李高：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中国在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它的角色产生很大的变化，从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来描述这种角色的变化，我说的三个角色变化并不是跟刚才说的三个协定，三个法律文件来一一对应，而且也不是说贡献者就不是参与者，参与者就不能有贡献，大概用这三个词来表达中国在整个进程当中不断强化的介入和塑造能力。

李高：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主要还是要解决几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应对气候变化或者说减排气体与各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利益面前，我们怎么样去考虑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全球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需要处理，就是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关系到当前和长远，所以我们要处理好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所以全球气候治理或者说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层面是非常多的。

李高：各位嘉宾下午好，感谢主持人，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

主持人：首先我想介绍第一位嘉宾，他是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发声者，刚刚在波兰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他的发言非常掷地有声，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他在气候大会上说，中国不会去填补发达国家应该做的事，我觉得说出我们的心声，我们有请下午第一位发言人：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先生，有请！

主持人：我也要代表主办方感谢一下五位首席，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环节“全球化与中国角色”，在这场分论坛我们邀请到几位非常有份量的嘉宾。

伍戈：降息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大家说，我一直那句话，形势比人强，大家观察历史，如果民意GDP在持续下降过程中间，恰好在图像上对应的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行的通道，昨天我们看到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人民银行创设新的工具，而且把新的工具的利率也给降低了，这折射出来货币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

赵庆明：我觉得基准利率不会有改变，既不会加息也不会减息，会通过流动性的注入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

程实：不会。

陈兴动：但是你不认为会加息，即便是定向性加息。

程实：我跟他的观点是相反的，所以我必须要说一下，明年降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我们中国货币政策叫做稳健中性不松不紧，什么叫不松不紧，我们理解，不松从利率角度讲不能太松，因为明年美联储还有两次加息，所以说我们基准利率调向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基准利率是零售市场的利率，这个必要性不强。货币市场利率有一定的下行，我觉得在整个的美联储还有两次加息背景之下，如果说货币市场利率往下走的太多，造成非常大的汇率压力和资本外流压力，所以我觉得利率方面不会太松，不仅表现在流动性，明年还有两百个基点的降准。

夏乐：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整个的政策以内为主，把海外对中国的这种压力尽量分割开，就像我说的，一定会对资本项目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控制，这样我们自身利率的变化就可以不完全随着美国的利率变化，美国加息可以，我们反而在国内可以降息，如果我看所有政策选择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货币政策方面降息还是很重要的武器，既然我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目前这种状况这种困难估计的比较高，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按我的估计，如果真的逼到那个份上，我们还是会利用利率问题来刺激经济。

陈兴动：明年大家有预期可能会加息，昨天晚上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央行也被大家认为说定向加息，如果明年加息政策靶向打的是哪里，它是为了应对哪些出现的情况会加息或者是怎么样？能分析一下吗？

赵庆明：刚才我对于中美谈判比较有信心，这个信心我仅仅是针对这一次的谈判，我觉得中美未来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假如说这次比较乐观的话，人民币在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还会走强，这个幅度，刚才程实说复制2017年，我在某种程度上倒是认同，2017年初是一个低点，之后在稳定中走强，完全是超预期的，我现在预测存在一种可能性，尽管比较小，另外一方面明年人民币整个波动幅度可能是破7的，很多人在年初做预测的时候，觉得明年人民币汇率会比较稳定，会稳定在小的区间，我不太认同，我认为人民币未来波动区间可能越来越向8，向10来靠近，所以破了7，是继续往8走还是说大幅度往6走，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性的，我觉得往6走的可能性要更多一些，但是这个幅度可能不是接近3%或者5%以内一个小的波动，我觉得波动超过8%，甚至达到10%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赵庆明：股市不是我的专长，汇市我比较同意伍戈的看法，我觉得货币政策的放松是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只要有水债市是首先灿烂。我重点说一说汇率，我长期研究汇率的，刚才大家都提到汇率，我多说一点，我基本上认同他们的看法，明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为现在普遍的看法是美元进一步的上涨空间不是很大，甚至说从当前普遍预期来看，明年下跌有比较大的幅度的下跌，我觉得这个背景，假如成立的话，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不大，但是我想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目前来看还是存在的。

夏乐：股市表现肯定不能太差，所有资产价格，有水进来的话，都不会太差，我说说汇市，汇率我同意前面两位说法，会反弹，建立在我们对于资本流动更严格的监控，明年大概会是这样，最后我讲一下，如果要是在房地产市场里放开的话，我相信房地产市场也会反弹，这一点我不同意伍戈说的说法，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牛市永远都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你敢把房地产市场放开的话肯定会有反弹，当然反弹的程度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剧烈。

程实：关于中国股市我想讲一个观点，我们对中国股市未来中长期走势是非常看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做减速增质，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经济增长质量在上升，我们股市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我过去做一个关于美股和美国经济一百年的研究，我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句话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在哪里，错在那里，错在股市从来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在美股表现最好的20年里面，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是在往上走，甚至是在往下走。这句话对的另外一半在哪，股市确实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如果你换一组表示经济增长质量的数据来跟美股比，你会发现确实是在美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二十年里面，美股的回报非常的高，所以相对于中国来讲，中国虽然是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如果经济增长质量在往上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资本市场的时机，关于汇市，我跟伍戈是同门，他是我的同门师兄，我们老师是研究汇率的，所以我完全同意师兄的观点，明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的，美元我们每年是看弱的，所以我觉得明年人民币对美元，复制2017年的状况，出现一个意外的升值。

伍戈：我能力有限，我是关注宏观的，每次要我谈几个市场，我说像算命先生一样，我心里没有底气，我只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东西，影响股市我个人理解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流通性，第二个是企业未来盈利的一个预期，所以从2019年而言，从流动性而言，从盈利的预期，我们感觉在上半年一定是预期继续向下，但是在年终随着经济起稳，股市在全年下半年机会或许大于上半年，但是不排除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上半年对结构性的标的进行提前的一个布局。如果我们认定明年的民意GDP大概率是持续下降的话，还是在债券收益率边际下行依然可以期待，这对于二级市场做债的人或许这个牛市还没有结束，汇市的话，我相信随着美联储的变化，美国经济的变化，我感觉到美国美元强劲的势头可能在2019年有所收敛，这样的话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对人民币的汇率，汇市的稳定都还是有帮助的。

陈兴动：我准备的问题最后一个，我问你们一下，简单的问一下，易纲行长讲到内外要均衡，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其实谈到了各项政策，货币信贷政策有跨市场传递的问题存在。既然是这样的话，明年讲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需要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货币信贷政策，你们讲一讲股市、债市、汇市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有的把首席经济学家和投资策略家一个人干了，但是更多人不这样，不管怎么样，你们对这三个市场有什么判断。

赵庆明：国进民退，今年的问题为什么突然突出出来，刚才大家提到了是一个金融去杠杆，还有今年年初或者从去年底启动的资管新规，这块的去杠杆或者资管新规收缩其实对民企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年初民企债券违约是最突出的问题，接下来的一些救助的措施，救助的措施被视为国进民退。

陈兴动：你听起来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中水灌一灌，你跟伍戈的观点不一样，伍戈财政是有制约，漫灌不起来。如果有不同意见，待会儿我们再讨论。

夏乐：我觉得民营企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就是这样，我们经济结构中间核心都是国有企业，外围的搞点出口或者依靠国有企业活着的这是民营企业，内部一收缩外边肯定会倒霉，所以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我觉得伍戈说的很好，就是经济总量的问题，我开出的药方就是大一点规模的刺激，降一下我们存款利息，降一下我们的增值税，通过这个方面把我们整个经济提振一下，整个经济好了，民营企业就可以舒一口气，你再慢慢改结构性问题，像所谓的竞争中性让它能够参与到这些更多的这些行业中来，目前是救急的问题。

程实：我觉得在中国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国与民共进退，我们之所以感受到民营经济非常难，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果，它受到因素的影响，我们前面谈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未来很长时间里面，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在于我们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再出发对于现在的意义来讲，最重要的抓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过去我们两三年里面做的去产能和去杠杆，整个民营经济相对于国民经济貌似在两年里面，受到更大的冲击，主要原因去产能去杠杆阶段性造成的结果。因为去产能，实际上对于整个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造成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结构性差异，有助于上游产业整个利润的改善，同时给下游产业带来相应一些压力，而我们上游产业基本上都是大型国企，民营经济基本上在下游行业，这是去产能伴生的结果，从去杠杆的角度，伍戈提到，去杠杆，当前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创伤，它的腾挪的空间没有国有经济那么强，我觉得这是去产能和去杠杆伴生的结果，但是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进入下半场，我们正在转向另外一些领域，所以我觉得随着新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帮助我们民营经济更好度过这个阶段，我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心的转移，我觉得接下来民营经济状况会稍微好一点。

伍戈：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的货币增速，M2只有8%，我们名义GDP的增长速有9%以上，所以现在货币的增速或者资金条件增速是远远低于我们预计的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日子不好过，在我们固有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程中间，民企会更加难过。所以你让民企有所缓解，我觉得可能至少，我们的货币增速比融资面、资金面，应该和我们的民意GDP保持一致才行。

陈兴动：怎么做呢？总量扩张很正确，整个水库的水，这个水库起来的船起不来，怎么做？

伍戈：我们从经济和技术金融层面探讨这个问题，比从政治切入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个人觉得民企从这个层面更多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客观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都有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点变得这么尖锐？其实我们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这个研究结果是与总量的收缩，和总量的去杠杆的收缩是很有关系的，大家想想，如果当大河的水都不满的时候，很可能小河的水是更加干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一些措施，中央的地方的，总量你不扩张，或者说你的M2不扩张的话，事实上在结构性的民企总体很难纾困，当然更长期需要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总量性政策的扩张，比单纯的定向纾困更有效。

陈兴动：第五个问题，大家知道总书记10月15号出来组织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应该说是他执政以来第一次，可见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了最最高层的关注，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这种状态，2019年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像刘鹤副总理讲，民营企业有五、六、七、八、九这么重要，那就是经济的基本基础，如何提高他们的信心，2019、2020年经济增长能否稳定的，尽管是下降，能否稳定下来的一个关键，你们认为还可能会做什么才能够稳定下来？

伍戈：美国打贸易战争不是和中国一家打，它是和全世界都在打，所以我个人感觉，我比前面几位稍微悲观一点，这一定是一个持久战。但是我同意刚才程实的观点，虽然是个持久战，但是形势比较好，如果经济发生变化，边际上会有一些退步。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不仅仅贸易，包括科技，包括军事，很多领域政治还有学术领域，所以我不认为贸易战是一个简单的单个事件，它的解决也不是简单单个解决。所以三个月之后或许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有瑕疵的，这种协议是双方都不是那么爽的，可能达成之后未来还要继续的再讨论，或者继续在对话过程中间。对中国经济影响，客观上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一点即使没有贸易战的影响，明年的总需求，按照现在各个机构对全球经济的预测，中国也是下降的，只不过贸易战让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一些。

程实：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中美在一些细节上的争论会越来越激烈，就像两口子吵架，吵的越来越凶的时候，基本上离和好就不会太远了。现在我们正在接近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因为我们正在开始讨论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我觉得中美之间为什么对90天之后谨慎乐观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中美之间的经济周期错配正在开始消弥，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变小，美国经济明年的状况会比较差，或者说比今年差，所以说我觉得中美之间第一个摩擦加剧基本面已经开始变了。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市场最近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10月份国庆以来，整个美股基本上也是给进一步的，包括11月份两党国会的形成，对于接下来特朗普进一步行动是有一些掣肘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特朗普美国利益最大化角度来看，他的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好的政策组合。减税越强就需要越强的保护主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明年的状况，特朗普减税力度往下走，这个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政策的搭配，所以我相信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经贸关系角度来看，正在接近达成一个协议。

夏乐：我同意赵院长的观点，很大机会，70%到80%，毕竟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会面，而且在会面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特朗普总统一个劲地发正面推特，还是我们这边，商务部还有各个部门紧密的推政策，我认为双方都有意愿，在未来达成协议。

赵庆明：80。滞后的影响，今年下半年已经有了，有些指标可能是因为出口的问题有所掩盖，一季度的数据可能就会显现出来滞后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谈滞后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对我们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国内当前的一些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其实就是一系列的悲观事件压着我们，不敢有好的预期，这个协议的达成首先对于我们悲观预期是很大的一种改善，其实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是特别相信这一点，如果信心恢复了，我们宏观经济的状况，可能速度下来一点，但是大家的感受还是好的。

陈兴动：比较大是60还是40？

赵庆明：我倒是比较乐观，尽管我觉得难度很大，或者说当前悲观的氛围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中美都希望谈，都希望取得一个结果，我觉得都是有这个愿望的。另一方面从各自经济压力来说，促成一个协议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陈兴动：下面我们进入到第四个问题，你如何估计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滞后影响？ 你认为中美会在约定的90天之内或在明年3月初谈出协议吗？你认为难点在什么地方？协议如果达成了，对我们明年经济运行当中，正负方面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

赵庆明：减税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但我比较同意伍戈的看法，我觉得减税的空间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经济下行一定是减收的，另外一方面，今年实际上已经做了比较大幅度的减税，我们支出的刚性是非常大的。对于赤字，我倒是觉得有可能突破3%。

陈兴动：两个百分点，三个档次都调两个百分点。

夏乐：我觉得在增值税方面可能至少有两个百分点的向下浮动的空间。

程实：我觉得全面减税会做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看这两天。我觉得减税的大礼包很快就要来了。

伍戈：财政会积极，但是积极是有限度的，财政是受到掣肘的。我们看到财政最重要的一个指标，3%赤字率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间，我们遭遇过更加严峻的时刻，比如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比如说我们过去持续54个月通货紧缩，在那么严峻的情况下面，我们财政赤字率也没有突破3%，所以我觉得明年即使赤字率是2.5%到3%，这个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会有更多的减税，会有更多的基建，但我觉得对减税方面不要给予过高的期望，在明年经济下行过程中间，本身税收收取很困难情况下，减税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基建，明年是这样的，通过发债的形式更多融入基建的基金，我觉得这还是值得期待的。

陈兴动：我希望你们谈一谈明年的大减税财政政策，有人要补充吗？在财政政策上你们觉得会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做，政府可以往前走，这个问题追问一下你们四个人。

陈兴动：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四位首席对明年经济目标的判断。我们是首席经济学家，我们不讨论应该，但是这里头存在着应该，比如说伍戈刚才讲目标不应该定，站在可能的情况角度讲，我个人认为目标可能还会定。定目标是传统，已经形成惯性。从中央到地方，目标其实是个指挥棒。定一个目标，不仅仅是会不会达到的问题，也能表现出信心。第二个就是，2019年是建国七十周年，2020年实现要第一个百年计划。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的两年，需要平均增长6.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需要一个政策组合发挥最大的效果出来。

赵庆明：关于增长目标，刚才几种组合或者几种可能大家都说了，我也是比较认可的。还有一个可能追求的目标就是6.3%，实现2020年相对于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涉及到政策组合，刚才伍戈提到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提到了房地产可能会有放松。我有一个期待，我觉得中国比较独特的，可能会在民营经济方面，明年可能会有一些，或者说在某一个时点会有一些政策，这个可能是当前大家非常关心的，可能也是关系到我们经济增长活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

夏乐：至于目标是多少，我同意程实说的，6.0左右或者6.0到6.5，实际上就是保6。至于政策的组合，前边两位说的比较完备了，我可能与前边两位稍稍不同，我觉得货币政策可能会做的更激进一点，可能会降息。

程实：对增长目标的判断，我觉得这个纯粹是拍脑袋，因为它很难猜。它可能出现的字眼有两种，一种是左右，某一个点的左右，比如说6.5%左右；另外是刚才伍戈提到的区间，给出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可能会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大一点，6到6.5之间。中国现在可能不会给出非常明确确定的数字，这可能是一个状况。关于整个政策这块，我觉得不用多讲，我估计大家共识差不多，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偏中性一点，供给侧结构改革继续推进，改革政策进一步推进，我觉得这些基本上都是共识！

陈兴动：你强调的是三个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房地产政策是你认为最应该强调的。

伍戈：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目标，前期政治局会议也说的很清楚，一旦谈政策，无非财政货币，但在中国我还想特别提一个房地产的政策。房地产政策的微调并不必然意味着房价一定要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在过去，在外部还比较好的情况下，房地产领域有些波动，大家其实可以容忍。但在外需本身就不好的情况下，作为投入产出拉动其他行业最显著的房地产行业业，我觉得政策的微调，特别是因城施策的微调依然是关键的。最近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碎片化的新闻，各地政府已经有了这样的举动。

伍戈：这么多年来，国内各类专家学者都呼吁要降低经济增长目标，甚至取消经济增长目标。在这样的一种呼声下，再加上一些外忧内患的担心，明年GDP我们预计实际运行可能在6.3左右，我比夏乐更加乐观一点点。你说目标区间是多少，6到6.5之间，大概率不会掉出这个区间。在这个区间之内，整个经济就业问题不太大。

陈兴动：第三个问题，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今年一定要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政策组合，要达到组合的整体效率的最好和最佳。从这种角度来讲，这里边隐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是加大的。换句话讲，如果说不采取政策组合，可能达不到经济增长目标，你们认为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会定一个多高的经济目标？第二，这个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跟现在的经济增长有差距，否则就不提出政策组合了，那么你认为这些政策组合可能会是什么？

夏乐：如果没政策刺激肯定硬着陆，但有政策空间为什么不刺激。我的意思是，我们既然存在政策空间，那政府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政策趋向，把它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觉得可能明年大概还是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伍戈：其实大家看统计局的数据、中心部的数据、人社部的数据、M2的数据、海关的数据，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期的。第二，关于硬着陆，我觉得发生硬着陆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包括我们房贷的利率等等，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前瞻性对未来的硬着陆会有一个缓冲。

程实：统计局的数据基本上反映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低于潜在水平，如果说超过两个百分点，我觉得就是非常明显的硬着陆。

陈兴动：我追问一下，你判断中国目前潜在的增长率有多高？你说有相当大的程度低于这个增长率就是一个硬着陆，这个相当大的程度有多大？第三，是跟统计局比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比？

程实：我对硬着陆的理解是，经济增长现实的水平如果明显低于潜在水平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硬着陆，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体存在很大资源非有效利用。中国内生增长真实的水平大概在多少，我觉得大概是在6%左右，或者比这稍微再低一点。中国明年出现硬着陆可能性还是蛮小的，因为中国经济非常明显的状况是减速但没有失速，减速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质量，还是有一些往上走的迹象，这是判断目前硬着陆出现概率比较小的一个理由。

程实：不考虑政策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据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往下走，因为随着规模增大，增速往下走是必然的。

赵庆明：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更低，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失业问题。你刚才问怎么看硬着陆，标记硬着陆或者定性确认硬着陆的话，我觉得要看就业。我国就业状况或者说失业大量的增加，其他的指标再好看可能也是硬着陆。我是比较担心这个风险，并且进入四季度以来，我们一些调研发现，这个也确实是不太理想。

陈兴动：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假如不考虑出台新的政策，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13号提到，要形成一个好的组合，假如没有政策组合出来，你们认为2019年的经济增长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风险点在什么地方？现在市场在讨论中国可能会面对硬着陆，你们觉得会吗？你们对硬着陆是怎么定义的。

赵庆明：对于经济的增长，我们年初是比较悲观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是超我们预期的，年初就业似乎出现不太好的苗头，但是整个1至3季度的就业情况好于我们年初的信息。

程实：我们现在对于中国GDP增长情况的判断比我们年初预测的数据要低。低的主要原因是，今年的贸易摩擦对整个中国经济信息面的影响，我认为是超预期的。

夏乐：说到具体GDP有多高，我同意伍戈的观点。因为除了统计局之外，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有系统的汇报中国整个全貌的统计数字。至于预期方面，在年初我们没想到两个事：一个是贸易方面的情况，贸易的数字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原因是有一些企业在进行提前出口；还有一方面就是消费，我没想到今年消费比较弱。

伍戈：制造业投资也挺超预期的，最近看到制造业投资整体趋势性向上。我个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因为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引起的，我想这两方面是比较超预期的。

伍戈：至于今年有没有一些超预期的地方，我觉得确实有，第一个毫无疑问，房地产还是超预期。今年房地产投资总体是稳健的，甚至在上半年还是总体向上，所以这个是有超预期的，超预期原因是政策发生改变。比如棚户区改造去库存刺激之下，库存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房地产商其实对于今年中期的楼市展望也未必那么的悲观，所以尽管销售在持续下滑，但整个购地的投资在上升。

伍戈：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高，究竟有多高看统计局的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现在中国在急剧转型，很多东西没有被统计进去。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新的业态没被统计进去。

陈兴动：下面正式开始。第一个问题，目前社会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存在很多争议，你们公司在宏观研究分析当中怎么判断？哪些方面的增长变化出乎你们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预测？为什么？

陈兴动：第三个，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未来。难的不是谈昨天，难的不是统计过去的数字，难的是对明天做出判断。

陈兴动：第二个，首席经济学家是什么？一个金融机构只有一个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就是要给面对的市场，面对着投资者要去做判断。市场可以原谅他们犯错误，但错误不能犯太多，每个首席经济学家都代表这个金融机构有个判断。第二个这个判断不能是没有理由的判断，你需要有理由，我们待会儿听听他们的判断是什么，理由是什么。

陈兴动：我简单做一点论述，我们在座的不是官方的经济学家，是首席经济学家，是市场经济学家，我在这个行业里头曾经最早把经济学家分三类，一类叫理论经济学家，第二类叫政策经济学家，第三类叫商业经济学家。我们是商业经济学家，回答的问题是三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发生，还可能发生什么？我们不去讨论应该发生什么，应该发生什么把它交给政治经济学家。在座你们如果要提问题，不要说你认为应该发生什么，你问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好不好？这是第一。

陈兴动：谢谢，感谢中新社的邀请。首先有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第二位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第三位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最后一位是赵庆明，赵庆明是我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现在我手里的麦克风交给第一场分论坛的嘉宾主持人，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十大国际经济新闻分别为：中美贸易争端困扰全球经济，比特币市值一年跌掉超80%，加密数字货币行业进入寒冬。欧盟放行脱欧协议，法国黄马甲运动持续发酵并蔓延至欧洲，5G争夺战白热化，美联储多次加息搅动全球资本市场，世贸组织改革各方激烈交锋，新兴市场货币危机连续爆发，脸书8700万数据数据被泄露，以及墨加重新达成自贸协定，毒丸条款引起关注。

分论坛正式开始之前，本次活动还公布了十大国内国际经济新闻评选结果。十大国内经济新闻分别是：中国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宣布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个税起征点提至每月5000元，民营座谈会召开提出六大纾困举措，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娱乐圈曝阴阳合同偷漏税事件遭到彻查，中国楼市进入“调控年”。

主持人：谢谢刘珺先生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将进入分论坛环节。

刘珺：下一步我们必须要在科技的基础性方面进一步的夯实，这需要我们大家下一步共同去努力的。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化中国呢？很简单，首先要有统一的数字化愿景，任何科技进步一定要有价值观的锚定，其后才有方法论的跟进，否则价值老缥缈不定，目标就是市场份额的扩大，客户的增加以及你利润的不断增加，而最终迷失了科技本身作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如果你价值观方面出现重大晃动的话，方法论没有办法跟进，所以一定要有更为精确的践行方向，一定要有更稳定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之上培养数字化的核心竞争力。谢谢大家！

刘珺：仅仅量就够了吗？肯定不够，其实中国很多数字化的核心技术跟科技都是舶来品，我们在整个共性技术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创新分突破性的创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量部分的创新，创新也包括增量部分的创新，如果增量部分的创新，在最后的价值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增量创新本身对创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的数字化只是在应用端发力，并没有在共性科技方面发力，这只是一个过程，我相信随着我们在应用端的积累，一定会在基础端进行发力。

刘珺：数字化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那么数字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映入大家眼帘的，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数字化的中国在量级上确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增长速度之快，数量之大，是超乎所有世界同业的想象，拼多多，三年经历，从名不见经传到美国上市，我们下面再看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增长情况，全都是万亿级的增长，全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幅度，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看，它的增长都是超乎以前人类的想象边界。

刘珺：我们一直在说工业革命，那么第四次产业革命有什么具体特点，特点之一，它是基于系统的；第二个特点，它不简简单单通过科技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科技来进行赋能；第三个特点是它是基于设计的不是基于启动的；第四个特点是一定要有它的价值牟定。

刘珺：由于时间所限，我们直接进入到主题《金融的数字化范式变迁：问题趋近答案》：其实范式本身是对应模式的，嬗变本身是对应变化的，如果说模式和变化本身它还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那么范式跟嬗变就是量变过程逐渐积累已经到达了质变的边界。为什么我举这个题目呢？下面的一些资料和信息会给大家提供必要的支持。

主持人：接下来的这位演讲嘉宾是来自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先生，刘总在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和海外投资方面都有很多的经历，同时在学术上也有非常高的造诣，让我们有请刘珺。

主持人：感谢赵院长一如既往精彩的演讲，赵院长也把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角色的变化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就金融开放怎么更好服务中国经济，同时又要管控好这里的风险治理，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再次感谢赵院长。

赵锡军：这种合约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权利义务的信息、对未来合约履约环境、履约的条件等等这一些信息的不清晰，这个合约就会成为一个，在信息方面是不对称的合约，就会成为一个在履约的时候会带来可能纠纷和不确定性的一个合约。所以基于这一种特点，我们说数字化的转型，通过现代一些数字的技术，把金融产品的合约能够更好的通过数字化的表述，能够把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公开度得到广泛的展示，让参与的双方，买卖的双方，能够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些信息，便于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更好的把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谢谢大家！

赵锡军：第三个认识，就是金融尽管是一个产业，是一个投融资或者是配置资金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也是一个信息产业。因为金融产品它跟一般性的商品和服务类的产品有不一样的地方，很多的金融产品都是金融的合同或者是金融的合约，这个合约里头包含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权利义务的信息，而且这种合约往往它有跨期性。很有可能在现在达成的和约，在未来因为环境的变化，履约主体的变化会出现违约的情况。

赵锡军：如果我们不重视这种外来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怎么样来应对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在开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金融在风险配置能力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这个方面在我们金融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前期我们更多的考虑到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和建设，而忽略了或者没有同步考虑到风险配置能力建设问题，而风险配置能力建设是以金融配置资源能力方面重要的支持。所以如果你控制不好风险，就会影响到金融在资源特别是资金配置能力方面的发挥。我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新的时期，更加广泛的深入的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间，一定要建设并且要提升我们在资源配置能力方面的建设。

赵锡军：第二个认识，金融是配置资源，特别是配置资金的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同时它也是配置风险的一个机制，当中国的金融不断地开放，参与到全球的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间去的时候，中国金融的风险的来源和风险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地扩大，不断地丰富。来自于外部的国际性风险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也会越来越大，我们已经看到了2015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市场实际上经历了比较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更多的来说是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部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是我们内部的因素。这个影响会不断地传递到我们国内来，影响我们国内的金融的稳定和金融的运行。

赵锡军：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时代以后，我们的金融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有新的认识。目前的话，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的贸易体、第一大的制造国、第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说金融是服务于经济的，金融的开放也要服务于经济的变化和经济的开放。服务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全球工业链服务链的建设，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产业链、全球服务链和全球供应链的上游，要提供金融服务的支持，为中国的企业在全球的研发、全球的创新，这些领域里头提供服务和支持。总而言之要为中国企业，走向中国的经济，走向高质量的发展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支持。这个认识我们应该要具备。

赵锡军：我们成功参与了亚洲储备库的建设工作，成为亚洲储备库建设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发起并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些实际上都是积极主动的参加了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在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活动，或者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或者提供投融资的这种服务——我们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间，随时可以看到外国外资金融机构的身影，在金融市场上面也随时可以看到外国投资者的身影，从早期的B股市场到QIFF，RQIFF，沪港通、深港通、沪轮通、债券通以及随着A股纳入民生指数，沪市指数，市场上面我们越来越看到境外投资者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参与我们的投融资活动。同时我们的金融机构也不断地走向国际市场，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参与并购等等，参与到国际市场中间去。那么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金融开放，从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全面的进步。

赵锡军：到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年，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的成员，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原来我们一开始被动的来适应国际金融的体系，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到我们现在开始积极主动的来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确立和建设，这中间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我们的货币人民币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货币，从2016年开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五种主要定价货币之一，在美元欧元之后排在第三位；我们也成功的抵御了1997年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积极参与应对这些危机，以及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赵锡军：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咱们的主题是金融开放与数字化转型，围绕这个主题我想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中国金融开放四十年，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在微观这个层面，我个人觉得都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金融是否存在市场化都不好说，但是从开放的层面来讲，即便有也是被隔离在了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之外。

下午的议程正式开始，欢迎观看！

本次论坛上午的议程到此告一段落，紧接着将进入下午的议程，敬请期待！

周万阜：五是要构建敏捷创新机制全面提高创新活力。构建敏捷创新要成为组织创新能力，推进数字化农村金融创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应该尝试通过涉及创新实验室等方式，以三农客户的金融需求为导向，打破群众后台边界，组建跨部门的团队，引入小步快跑，迭代创新的敏捷开发模式，建立业务部门与科技部门紧密协作，快速响应的业务创新机制。农业银行愿意加强与各界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同业的先进经验，共同推动，共同推动农村金融的数字化创新和发展，最后祝这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周万阜：四是要创新与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要坚持现代业务基本的机理建立融合场景，基于大数据自动审批、谁借谁还、模型监控数字化的现代运作流程。要制定适应业务线上线下一体化业务模式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流程风险定价策略和风险防范技术，优化线上业务的风险管理流程，并逐步向机器智能辅助，机器智能决策过度，构建实时智能的数字化风控体系。要加强运营体系数字化打造线下线下一体、协同高效、弹性灵活的智能运营体系。

周万阜：三是要构建卓越的大数据管理分析和应用能力，数据化的时代，商业银行推进数据化农村金融创新，必须要打牢数据基础，我们农村的数据零散化、碎片化很多的数据还难以直接应用。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优势，通过线下推进农户整村进展与政府合作等方式，批量获得交叉印证农户的信息，构建高质量多维度的农村的数据体系。同时要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农村金融的精准营销、智能决策、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深入应用。

周万阜：二是要积极打造三农的经营生态圈，场景金融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的金融服务方式，商业银行要围绕农业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农村生产生活的热点领域，构建三农的场景金融服务体系。契合家庭金融、集体金融、合作金融、企业金融等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贯穿农产供销全流程的来拓展场景，应发展农超、农社、农企等产销对接的新型流通业态，助推城市信贷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的流动来延伸场景，并农业农村的生产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新型的消费业态，深入融入农村的消费来构建。对接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财政部政府部门的涉农项目，围绕涉农政策财政补贴，普惠金融等领域来丰富场景。

周万阜：一个是要始终坚持以三农客户的需求为中心，数字化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不能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必须要牢记，我们深入介入三农领域的生产生活的特殊场景，我们要积极适应三农客户的生产生活和金融消费习惯，我们要着力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基础融资服务不足，等三农的特殊难题，离开这些任何数字化农村金融的服务创新都是徒劳无益。

周万阜：第三方面对开展数字化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再讲几点思考，科技金融融合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商业银行从业务流程，客户营销多方面进行系统化的改造。

周万阜：从去年下半年推出以来，农业银行“惠农e通”平台已经在全国2065个县应用推广，现有的覆盖率超过65%，发放贷款余额913亿元，创新扫描支付近20种支付方式，现已上线的商户突破285万户，交易金额5058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平台功能，丰富应用场景，并逐步向城市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的普惠的个群营商。

周万阜：四是积极拓展开放化的农村金融的场景金融，从农村的超市经销商批发商物流源，农业综合经营主体，已有的合作场景介入构建惠农平台，为农业产供销链条上的各类用户提供竞销权以及一篮子的金融服务，同时帮助广大农民实行全国买全国卖。

周万阜：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我们建设自主可控，自由品牌的统一人工智能平台，通过人脸识别，语言识别，语意理解机器学习等技术，面向农村金融多个应用场景，输出AI的基础能力。

周万阜：第二个是深度挖掘和运用农村的数据资产，我们根据地域特色，产业类型和信息化程度，对农村的企业农户进行梳理分类，深入挖掘各种可得数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因地制宜的开展多种融资服务模式的创新，到目前我们已经有七大类纯线上化的融资的方式。

周万阜：第二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农业银行在探索数据化、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创新的实践。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国家队和主力军，中国农业银行在数字化金融发展浪潮中，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探索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的服务三农的新模式。一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的平台，去年以来，农业银行把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一号工程，着力打造具有互联网融资支付和电商三大功能的“惠农e通”平台，为广大农民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

周万阜：从银行面临的竞争来看，现在金融科技公司电商平台，农业龙头的企业等各路人马也纷纷的布局农村的互联网金融。金融市场竞争是一个新的格局，商业银行必须改变过去平铺网点规模竞争方式，必须利用互联思维改造传统的服务理念，通过建立平台切入场景贴近农村生产生活重新塑造数据致胜，数据赋能新兴的核心竞争力。

周万阜：现在从农村来看，客户有需求。我国农村总体上已经迈入了移动互联的时代，现在我们农村的无论是宽带的开通，还是农村网民的规模，还是农村手机用户的普及率都非常高，农村网络的零售，农村电商也发展很快。作为商业银行来讲要服务三农，必须适应这种趋势，紧跟这种时代的步伐，从技术来看也是能够支撑，互联网能够为服务三农能够大大的降低成本，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准确的识别客户的支持和业务风险提供技术的条件。人工智能又能够逐步把人力能够解放出来。商业银行必须加快全面深入的运用金融科技，努力构建一个数据驱动线上线下协同，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

周万阜：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势在必行，这些年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的金融科技，与金融加速的融合，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逻辑和服务模式，也为了破解农村金融的服务难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商业银行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和金融科技来创新服务三农的模式，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化、综合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

周万阜：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国是论坛！在金融开放和数字化转型这个话题上，我想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就农村金融的数字化服务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主持人：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来自农业银行的董事会秘书周万阜先生，特别感谢的是周万阜先生从农行的董事会现场，赶到了我们国是论坛的现场。周董秘是金融界的实干家，而且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周董秘所在的农业银行，也是中国的三农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平台，那么涉农金融也应该是国际化和数字化的。下面我们有请周董秘发言，我想会是另一种观察和另一种角度，掌声有请！

主持人：曹彤先生刚才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找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痛点，也开出了药方，给出了方向性的建议，我想债三板这个概念经过我们今天在座的7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一定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共鸣，再次感谢曹彤先生。

曹彤：第五引入这些现代新兴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我们现在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小微企业的风险度一定是高的，我们是在这个既定前提下解决它的融资，怎么办？就是要把信息、数据和信用这三者把桥给搭上，中小微企业虽然风险高，但是哪个行业，哪个门类消失过？我们门口的水果店、理发店，它消失过吗？只是它的信息没有办法转成结构化的数据，数据没有办法转化成多元经营主体能接受的信用，是桥梁的问题。当然最后就是金融监管层面对非标在统计考核层面进行一系列政策设计，我认为恢复它的中性非常有现实意义。

曹彤：第四就是支持地方性的金融资产交易场所为核心，发展场外有形交易市场建设。场外仍需要有形，只有有形价格发现才更有效率，流转才更有效率，流动性的汇聚才更有效率，而这一点其实在初步国内有这个机制，每个省都有一两个场外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把它用活就可以了。

曹彤：第二、第三就是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融资行为，鼓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来参与。我想这两点，多元化放在主体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构成债三板的关系，构成多元非常重要的内涵。如果这个市场单边的发放贷款的主体是银行，购买投资产品交易对手仍然是银行，风险偏好太单一，这个市场没有办法产生套利，没有办法把资金引导到你偏好之外。

曹彤：最后一点政策建议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从认识上，我认为要恢复对非标的中性的认识。什么叫非标，非标准金融产品，它所对应的标识标准经营产品，是再一个有形的市场里面，可流通的可及时交易的产品，它对应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个幕后的市场里面不可流通的产品。但是它是中性，它只是一种产品而已，它只是一种解决特定的主体的融资的一种工具而已，它无关乎褒贬。我们不能说一提非标，就要把它消灭，这是不对的。

曹彤：包括引入多种类的投资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市场是单边的市场，我们都知道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基于风险的套利，没有风险不是金融，没有套利更不是金融。什么叫套利，是多元参与主体下才出现套利行为，如果都是单边的主体无利可套，也只有在套利机制的驱动下，这个内生的机制才会引导资金向着低评级企业流动，才能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我想这些都是它的意义所在。

曹彤：治理它，不是要消灭它，而是要阳光化它，它里面一定有不规范的地方，一定有高风险的地方，中小微企业怎么可能风险不高呢？它风险如果比大企业还低那不正常，但是如果你消灭它它去哪融资，所以它是个阳光化的过程，治理方向指向规范化而不应该是归零。

曹彤：所以从发展意义来说，我前面说了一下，一方面补充场内，第二点重构。我们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的链接主要靠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的风险偏好，假如国有成分，房地产成分能够活得很好的话，是响应号召不是内部机制使然。通过场外债三板，甚至于通过非主体信用的——我们知道融资领域分为主体信用和债券信用，主体信用中小微企业一定是偏低的，不用讲；但是偏评级低的企业可能有好的资产，一个好的物业，现金流很充分，单独拿出来评级可能是三A级的资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资产证券化的工具。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在债三板市场充分运用就可以重购这样一种链接，当然也包括阳光化债三板市场。

曹彤：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债三板”。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债三板对应的范畴，相当于我这个表的右上场外债权市场，有这样一个方向性的定义，更容易汇聚各方面的关注，也更容易汇聚各方面的监管资源和市场资源。而事实上我们债券市场大体上分为三类，一个银行间的市场是主体，我们简单视为叫债一板；一个是上交所、深交所债权类的交易机制，可以视为债二版；剩下场外不清晰的，有点草根性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融资市场可以命名为债三板。这里面包括你像堡垒类的、应收类的、租赁类的，不良资产处理类的和我们中小微企业息息相关的业务，在这个市场里边，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推动它、建设它的话，会让几百万的企业更加的受益。

曹彤：或者说你的业务落在这个区间，落在非标，落在信贷主体是一种半影子银行。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服务中小微市场里面，可以看到债券类的是单边的，只给了4600多高频率企业，信贷类的偏向于国有，偏向于房地产抵押，这就是目前不管我们政府多么着急，多么希望，能够把中小微企业，难贵慢解决，但是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现状。

曹彤：刚才对应的表的右上端，就是场外的债券市场，现在看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市场，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甚至于统计数字也不清晰，政策变化比较大，波动比较频繁。从数字上看，从披露的数字看，大概会有10到30万亿，因为大体上对应人民银行所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信托类贷款，委托类贷款，尤其是因为我们国内有两个词，一个叫影子银行，一个叫非标，不管语意上是什么含义，但是在我们金融体系里，金融监管的语意下是偏贬意的。

曹彤：第二个问题，它的投资者又变成单一。场内债券市场投资主体是谁，仍然是银行，那么在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这个结构下，债券市场几乎成为了信贷市场的一个影射，因为主体都是银行作为投资人，那么在信贷市场风险偏好，自然带入债券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下不来根本的原因，它是由单一种类的银行，它的风险偏好决定的，这个风险偏好从哪来，基本是从信贷市场带来的风险偏好，基于场内的债券市场发展，尽管体量很大，80万亿，就算做到180万亿，恐怕它也是几千个融资，对于我们几百万几千万的中小企业恐怕没有太大关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直接融资市场的痛点。

曹彤：尽管体量这么大，85万亿，现在看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场内的债券市场主要解决了高评级企业的融资问题，两A级以上的，两A+，三A这样的企业能进入到我们场内市场，这样的企业有多少4600多，我们85万亿这么高量的大量的资金配置，它只配置给了4600个企业，不超过5000个企业，其实到今年，不要讲两A，就是两A+的企业如果不征信的话已经很难，今年新发的大概17万亿的债券类的，基本配置在两A+以上征信企业。

曹彤：债券市场融资又分场内和场外，这个表内的左上和右上，经过十多年将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场内的债券市场也不是很好。现在场内债券市场差不多有75万亿的体量，从体量来说很好了。右上是场外的债券市场始终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问题是如果场内能解决是不要要发展场外债券市场，这是核心问题，我们看一下场内的债券市场它的问题在哪里？

曹彤：这个图是两维的图，横轴是场内和场外，纵轴是股市和债市，差不多能够把直接融资市场做一个大概的描述。股权市场，尽管我们对股市不是太满意，其实中国股权市场不是最痛的痛点。左下场内的股票市场，现在市值四五十万亿，右下新三板和地方的股权市场，大概有三四万亿的市值。股权市场一定要发展，其实我们看任何一个企业资产负债表，它的净资产那一部分远远小于负债的部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个是由企业经济行为决定的，而发股票后端管理成本非常高，所以债权的融资更适合众多的，百万量级的企业来做。

曹彤：另外信贷市场问题，它是一个单边市场，风险偏好太一样，钱都是银行贷出来的。银行监管一样，资本金的要求、信贷政策的要求、风险的要求、合规的要求都是相通的，就导致我们信贷结构和每一个银行非常的像。尤其在咱们国家，一方面国有成本高，一方面房地产价值很大，所以你看偏国有的，偏房地产抵押的占了很大的成分，即使我们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大概也只有30%左右，那么这样一种单一的一种供给，它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讲了二十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仍然是有痛点，那么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直接融资市场里面，找到又不创造货币供给，又能够多元化解决市场融资，把资金桥梁搭起来的方法，我想这就是直接融资市场的现实意义。

曹彤：其实我们国家发展直接融资，发展多层级直接融资市场，这样一个观点，提出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很多年了。为什么要发展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市场两个问题，第一创造货币供给，每发放一笔贷款，意味着市场多了一块钱。导致我们以M2来计中国货币总量是全球最高的，尽管我们的GDP与美国差不多，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二，但是M2货币供给量远远超过它。货币多，毫无疑问通胀的压力总会来，只是什么时间到来的问题。

曹彤：我们都知道，金融企业分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间接融资的市场，因为我们信贷市场差不多接近200万亿，这个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市场，那么有这么多的信贷能解决企业融资，干嘛还非要搞直接融资市场？

曹彤：今天我的主题叫《债三板：多层级资本市场建设的焦点》，讲的核心点就是怎么在直接融资体系里，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找到一个更好的资金安排。

曹彤：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下面我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分享几个观点。我本人一直在银行系统，后来到微众银行，那时候做的产品主要是偏C端的，服务于个人，不过在当时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我们整个金融企业的痛点还不在C端，确实是在中小微企业手里。所以这三年多，我们主要运用一些技术的方法研究怎么让中小微企业和资金端这个桥梁搭起来，现在上线系统（成果）还不错，大概服务了56万个中小微企业，解决了接近5500亿的融资。

主持人：谢谢王希全先生对中行数字化探索的概要介绍和对银行数字化转型一些思考，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再次感谢。下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瀚德科技的董事长曹彤，曹彤董事长是金融界的少帅，曾经在央行、招行、中信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工作过，也在互联网金融平台工作过，如今在金融科技领域劈波斩浪，因为他的经历是跨界的，相信他的观点也是跨界的，而且具有相当的时代性和科技含量。下面请我们有请曹彤先生，让我们聆听他的观点。

王希全：展望未来，中国银行数字化转型重点将聚焦构件可持续运作的创新体制机制，引入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径。一是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将营业收入的1%作为科技创新研发；二是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以内，实现科技背景人才要超过10%；三是建立三级超级管理体系，在海内外重点地区建立58家总行级的产品创新基地。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中国银行业继续坚持科技引领，抓住数字化发展的大势，支持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最后预祝今天的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王希全：在数字化运营方面中国银行已构建新一代网络技能风控系统，搭建了全流程反欺诈体系，实现客户体验和交易安全管理平衡。目前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放平台，银联等渠道的登录类、转账类，设计类等高风险交易的事中风险防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拦截可疑交易将近400种，拦截可交易金额超过40亿元人民币。

王希全：在数字化产品方面，中国银行已经实现了对全行4亿多个人客户的画像，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智能营销、客户流失预警等功能，比如说中国银行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与专家顾问相结合的一种投资产品，上线半年的时间，投资额突破50亿，用户超过了10多万，或许你们有些朋友们已经买过。还比如在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中国银行人工智能系统与1178家海外发展商，与2462家国内的客商进行一对一的现场洽谈。

王希全：目前结合全球化的特色，中国银行在科技的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比如在数字化服务方面，中国银行加快手机银行的开发与应用，已涵盖了200项主要金融服务，打造一批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今年11月发布了全新的手机银行的国际版，涵盖1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英、日、德、法、泰、韩等八国语言，智能柜台已经覆盖到中国银行的11000个网点的所有柜台；同时中国银行明确了整合场景、融入场景、自检场景的生态化策略，已经完成了与腾讯微信平台的预约，智能旅游服务平台替代，对接多个外资合作项目。

王希全：我讲的第三点中国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银行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今年我们提出了建设新时代全球移动银行的战略目标，并将科技数字化作为实现战略的重要转型方向。

王希全：六是构建智能风控体系，利用实时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内外部的数据，通过对客户、账户和渠道的综合分析，构件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实现实时的反洗钱，智能反洗钱和全面风险管理。

王希全：五是构建一体化的适应数字化发展银行业务架构。形成统一规范的流程、数据、产品和体验模型，推动技术加工转型，建立面向服务的企业级的IT架构。

王希全：四是数字化的产品创新体系，要不断推出数字化定制化的新产品，比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力，客户资产管理的产品，提升客户资产的配置能力，发挥大数据的精准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融资服务。

王希全：三是构建智能化的客户和产品管理平台，实现银行对客户以及产品的统一式服务。形成有针对性的业务产品组合清单。

王希全：二是构建场景服务，客户体验优秀，高度定制化的场景式，以移动银行为核心优化整合银行的特色应用，嵌入各类生活服务，积极推动开放银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应用，接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共建互利共赢。

王希全：一是构建移动银行、电子柜台、智能客服全方位数字化服务体系，实现一点介入，全程响应线上线下整合服务，力求做到客户从服务端的任何一个地方发起交易都能够及时感知客户的需求，给予一致的服务响应。

王希全：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数字化时代，银行转型需要把握的三大着眼点。这三大着眼点，一个是提升数字服务化能力，二是打造数字化产品体系，三是优化数字化运营模式，具体来讲体现在六个方面的构建。

王希全：另外一个方面，银行是天然的大数据中心，银行业的基因就是数据。比如说我们最早使用的算盘，其实它就是一个数据的处理系统，不仅记录大量客户的信息，世界银行的产品和服务都与数据有关。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银行对数据的应用还比较低。据统计，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对数据的利用率大概只有30%左右。我们想如果能进一步的把数据从被动的存储到主动的获取，处理好自身数据到全面应用社会数据，从自己使用数据到提供给全社会来使用数据的话，必将为银行业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带来全新的面貌。

王希全：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同比增长20.3%，占GDP比重超过了30%，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8亿人，网络购物的人数超过5亿人。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一方面银行业务模式经历了从柜面银行到ATM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的变革，这些都是基于时代的需要，基于客户的需求，当然也是基于银行内部自身改革的需要。

王希全：尊敬的各界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论坛，我在这里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头羊，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正是这个伟大的人民，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一条高速发展的复兴之路，部分产业领域已经领先全球，数字化产业发展更是位居前列。据统计中国零售电商交易额占全球比例已经超过了40%。移动支付业务总额是美国10倍以上，中国数据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

主持人：今天参加我们主论坛讨论的有五位嘉宾，既有实践者也有学者，并且都是在前沿领域和重要岗位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观点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首先要迎接的是第一位演讲者，他来自中国银行的监事长王希全先生。王监事长是不折不扣的老金融，在我们工商银行和世界行、中国银行都担任非常重要的岗位，在金融开放和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之下，中国银行是国际贸易程度最高的银行，所以中国银行很早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有很多的经验和我们分享，可能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那么让我们来有请王监事长跟他的发言，开启我们这个环节的主论坛，有请！

主持人：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进入主论坛环节，主题是金融开放和数字化转型，金融开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天以来大家看到我们金融开放跑出一个加速度，推出一系列高水平开放的举措和世界进一步接轨，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样趋势大背景下，开放的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的时代，开放的中国同样也要与时俱进，去启动并加速数字化的转型，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主持人：下面要进入到主论坛嘉宾演讲的环节，我现在要把手中的话筒交给我的同事，中国新闻社经济部主任俞岚女士，请她来主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赵主任的精彩演讲，非常高兴听到国务院参事室有一个同名的论坛品牌，希望今后有机会向你们学习。将改革进行到底，迎来新一轮更高水平的改革和开放，创造造福中国人民，让世界刮目相看新的奇迹，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创造力，尤其是来自国务院参事们的经验和智慧，谢谢你们。

赵冰：女士们、先生们，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说到建言献策，近年来国务院参事室开拓创新，开启了参事+模式，也就是与政产学研各方资源联合联手联动，共商共建共享，集众智，汇众思，用好直通车这个渠道来建言献策。我们愿同大家一道站高看远，想深谋实，为改革开放再出发，为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工作再落实，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贡献智慧和力量，最后祝国是论坛2018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赵冰：当前外部环境在变化，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对此要辩证看待：需要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情；需要聚焦主要矛盾，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赵冰：四是坚持科学方法。改革开放需要不断探索推进，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其一要准确把握规律，把握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关系、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的关系。其二，增强法制思维，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衔接，通过立改废释推进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发挥法制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使改革于法有据。其三，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打好组合拳，形成联动集成，最大限度的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取得总体效果。

赵冰：需要关注的是企业在走出去中要高度重视合规性问题，既要重视相关法律官方规则，也要重视国际通用的商业规范，同时要建立机制完善体系，强化风险管理，切实提升风险意识、安全保障、纠纷化解、风险缓释等风险防控能力，使企业不仅走出去，还要走进去，立得住。

赵冰：三是坚持放眼世界，改革是开放的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外部动力，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适应事实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需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构建多次多渠道，可持续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使我国更多的人才，在世界的舞台上展才干、作贡献，树形象，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使国际上更多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要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和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扩大利益交汇点，深挖合作潜力，推进落地见效，实现合作共赢。

赵冰：在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要在统一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中，体现人文关怀和民生的温度，特别是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赵冰：刚才孙局长讲到减税，好多也是惠民的举措，拿就业来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一个数据，那就是2019年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将有834万，这个数与今年相比多出了14万，同时还有大批的海归留学生，特别是随着许多国家移民政策的收紧，签证政策今年是48万回来，明年可能数也应该大体差不多，海归+本土900万，这还是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加强保证就业的问题。

赵冰：二是坚持关注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聚焦人民的新需求，新期待，以人民得到实惠为标准，找准出发点明确落脚点，找准着力点，以亲临现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关注民情，致力民生，瞄准就业、教育、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了解民之所困，提改革所用之策，集民智聚民力，谋发展，出台更多实质性政策。

赵冰：一是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助力高水平治理，高质量发展。要紧紧围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谋划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招实招硬招。第一个百年目标越来越近了，GDP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需要我们统筹推进稳促调惠防，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赵冰：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一年，改革发展任务艰巨，国务院参事室在组织开展建言献策中同政产学研有着良好的合作，我们体会聚焦改革开放建言献策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赵冰：刚才各位嘉宾在演讲中也数读了四十年，我们也分享了成果和智慧，改革开放不停步，需要的还是勤劳智慧和勇气，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也需要围绕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堵点、痛点、难点，反映真实情况，思考新理念，发掘新样板，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赵冰：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一定会如期实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是党领导人民用勤劳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一路走来大家都是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引领者、受益者。

赵冰：回顾过往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发生了伟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个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郑重宣誓了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

赵冰：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首光辉历程，目睹伟大成就，思索宝贵经验，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就在两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新的重大奇迹。在这样特殊的时点，聚焦新时代改革开放论坛研讨有着特殊意义。

赵冰：尊敬的谭部长、章社长，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8年会，参加这个年会我也感到非常亲切，两个原因，一是国务院参事室是具有统战性咨询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有关统战工作正是在统战部指导下来进行的。二是参事室也有一个同名的品牌论坛，在座的有的也参加过。在此我谨代表国务院参事室对本届年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也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与会者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大家对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大力支持。

主持人：感谢焦律师的精彩演讲，也请您转达对刘士余主席的感谢和问候。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波澜壮阔，一亿多中国股民希望在中国的股市上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和跨越，在A股市场上能够有所收获一起成长。下面有请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冰，他将从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角度进行演讲，大家欢迎。

焦津洪：当前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最急迫的任务是加快政权法、公司法以及刑法等法律的修订，为我们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正在实施一系列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和开放，提供强有力和持久的法律保障。证监会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立法部门做好相关工作，总之我们将按照总书记关于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要求，按照法治国家、法制政府，法制社会总体建设，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资本市场，最后预祝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焦津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下一步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将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全面梳理修订行政规章和规范文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更加注重资本市场法制质量的提升，不断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增强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努力把法制精神体现在每一条规则，每一次监管行动，每一个执法案件当中去，让市场的主体，特别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资本市场法制的眼光，营造资本市场崇尚法律，依靠法律维护法律的法制文化和法制生态。

焦津洪：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明显加快，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QIFF等越来越多的方式，越来越大的规模投资境内的证券市场，近期多家外国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已经获批，外国投资者机构参与度的提高，对我国资本市场法制水平监管能力和监管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焦津洪：当前我们国家进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要求、新挑战。一方面习总书记在上海进博会对资本市场下一步重大改革试点提出明确要求，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加速，现有的证券监管的理念制度规则，以及相关的配套保障都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改革要求。

焦津洪：我们国家具有中国特色中小投资者保护和救济的模式，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国际证监会组织的高度评价。回顾28年我国资本市场法制发展的历程，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国家的要求，投资者的期待，与世界上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仍然存在不少的差距。

焦津洪：现在将近去年一年，证监会查处了60件内幕交易的案件，另一个例子关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当投资者由于欺诈上市，虚假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受到损害的时候，怎么能够获得临时的救济和补偿，也是各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同时这也是影响我国投资者信心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证监会与司法部门一道，根据中国的国情，充分发挥我国的文化优势，探索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调解、仲裁、监管、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机制，在万福生科、海联讯、欣泰电气等案件中，最终有90%以上的投资者都获得了赔偿。

焦津洪：在这里我想简单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打击内幕交易，大家知道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最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种行为比较隐蔽，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执法难题，由于缺乏经验和清晰的法律规则，我们国家2007年以前，无论行政还是刑事，对内部交易查处的案件，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为此证监会认真的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学习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和做法，与司法机关共同研究，最终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明确了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极大地提高了内幕交易查处能力。

焦津洪：对我国来说，股票市场应该说是一种舶来品，其基本的法律制度、规则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学习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和做法。但是我国资本市场法制的实践证明，学习借鉴境外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的照办照抄，全面移植，必须认真分析境外的制度、法律规则，它背后的市场环境、法律的文化和社会的政治结构等等，同时要分析我国市场的特点，解决主要的问题，以及现有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框架，以及经济文化的具体国情。努力找到一条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这样一条路径。只有这样法律制度才能真正扎根于我国的实际，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焦津洪：总结28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制发展的经验，从根本上讲，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发展走的是一条，一方面大胆的借鉴引进国际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不断学习不断试错，不断完善逐步中国化的道路。

焦津洪：在自身法制发展的同时，资本市场也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以公开、公平、公正，所谓三公原则为代表的新的治理理念，以股票发行核准制为代表的，相对比审批制相对市场化的市场准入制度，以独立董事、董事高管的诚信义务，受托责任为代表的现代公司治理的结构，以查审分离为代表权利分工制衡，权重执法体制等等，都是在资本市场率先探索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领域和行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制度创新的一块重要的改革试验田。

焦津洪：在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的证券执法体制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以查审分离为核心的行政处罚体制。2002年证监会率先在执法的过程中，把案件的调查和审理处罚分开，相互分工相互制衡。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处罚委员会和办公室，实现了证券行政处罚工作的专门化、专职化和专业化。这种在行政执法体制中增加司法和准司法元素的做法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也被评价是我国行政处罚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

焦津洪：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以来的可以叫做新证券法时期，2005年我国对证券法和公司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订，根据市场发展的一些新的形势，拓宽了市场创新的空间，完善了证券公司监管和风险处置客户资金的存管上市公司收购等一系列的制度。此后证监会以此为契机，对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的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先后推动制订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期货交易法律条例等法规，重新制定一系列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同时国家针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最新情况，先后完善了刑法相关规定，也就是刑法修订案6和刑法修订案7，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由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期货条例等900多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构成的较为完备的证券法律体系。

焦津洪：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5年，可以叫做旧证券法阶段，1998年我国制定第一步证券法，确立了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分业经营管理等证券市场的资本制度，2003年制订了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以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证券的法律体系初步的建立起来，初步搭建起来。

焦津洪：第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到1998年可以叫前证券法段，这一时期资本市场刚刚建立，主要是靠地方和部门制定的一些法规性文件，到1993年制定公司法，包括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这样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但是没有专门的证券法。

焦津洪：我国的资本市场自1990年恢复建立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市场的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市场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不断演进和完善的历程，从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焦津洪：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制体系。最近在上海进博会开幕式讲话中明确的要求，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金融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以规则为导向的法制是资本市场公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基础，是稳定市场预期维持市场信心的根本保障。

焦津洪：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气势辉煌历史画卷中，资本市场28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比较靓丽的一个片段，回顾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脉络。借此机会，我想从监管的法制发展的角度，简要回顾一下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所取得的经验，面临的新的一些挑战以及下一步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主持人：感谢宋主任的精彩演讲，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法律理论的研究是中间很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宪法精神，体现现实的需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让国计民生有法可依，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谢谢您的发言。下面有请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先生进行演讲，大家欢迎！

宋锐：党中央已经批准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那么列入规划的一类项目69件，二类项目47件，还有大量的三类项目和临时进行审议的项目，立法工作应当讲仍然艰巨繁重。要紧紧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紧围绕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布局，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工作步伐，不断提高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推动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上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这就是今后立法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嘉宾。

宋锐：这里我简要的回顾了立法的成就与立法和改革开放的关系，那么总书记在前几天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发出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新的伟大奇迹的伟大号召。那么对于立法工作来讲，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立法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宋锐：四是立法鼓励先行先试，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做出了二十多件有关的授权决定或者改革决定，内容涉及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行政体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监察制度改革等等，通过立法为先行先试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及时总结改革试点经验，该推广的上升为法律规范。

宋锐：还有今年刚刚制定了电子商务法，这部法律总结了多年电子商务的实践经验，将电子商务的主要模式和业态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责任，通过法律肯定实践经验，同时提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规范，将有力支持、规范和保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宋锐：三是立法巩固和拓展改革开放成果，比如1988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首次修改，有两条内容，一个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另一条是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它就是适应当时私营经济蓬勃发展，适应城市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建设的需要，做出的宪法这样一条修改。随后两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这些宪法修改内容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确认下来，是对实践发展的确认和保障，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宋锐：那么这么一个制度的设定，这么多年来一直为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这在当时是有极大地阻力的，但是法律的出台和实施，有力推动依法行政，依法制度，又有力的促进了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我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立法先于实践，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的生动事例。

宋锐：还有1980年我国制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当时规定工资超过800元的部分要纳税，咱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知道，那个时候咱们工资收入是多少，一个本科毕业生刚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是46元，转正以后是56元，所以这么一个制度，缴纳个税的制度，对当时国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就是因为立法的预见性，考虑到经济会发展，居民收入会提高，特别是当时有大量的外资要进入中国，外方管理水平工资是高的，通过立法设立了个人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法在今年进行第七次修改，当初设想的800元标准，那个时候觉得那么高，遥不可及，现在发现过几年就不适应居民收入变化的需求。

宋锐：二是立法引领推动改革开放，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有关外资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吸收和利用外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下一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将审议这个外商投资法草案，这部法律是要将原来的外资三法统一整合成一部外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宋锐：现行宪法先后经过五次修改，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不断发展，不管宪法和法律怎么样发展完善，这其中有一些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稳定不变的。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这些都是立国之根本，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能够有利的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发展预期，这些根本的内容，现在不会变，将来也永远不会变。

宋锐：在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模式，一是立法为改革开放提供根本法制保障。1982年12月，也就是36年前，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行现行宪法，那么现行宪法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根本组织。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引领改革开放的总章程。

宋锐：立法总的目标就是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实践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简要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立法工作的历程，立法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立法工作取得的这些，我刚才讲三个方面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立法也以其强大的制度力量引领推动、规范、保障改革开放事业。

宋锐：总书记强调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关键，以两法促进发展，这时我们国家立法的理念从有法可依，发展到了有两法可依。党的十九大以后，面对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立法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工作力度，加快立法步伐，立法理论的丰富发展，说明了我们对立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准确更加深刻。

宋锐：第三个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来立法工作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法制要在执行中间逐渐的立起来，不能等，熟悉人大工作和立法工作对这些话都是耳熟能详。党的十四大之后，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要将各类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党的十五大提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宋锐：与此同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体制也不断地健全完善，包括建立完善三审制，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制度，法律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制度，特别是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从2005年物权法草案首次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2012年修改劳动合同法，一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将近57万条，创了记录。从2008年起，凡是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法律草案，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2013年起，法律草案的二审稿或者三审稿也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宋锐：二是立法体制不断完善发展，建国之初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那么改革开放之后，通过修改地方组织法，通过现行宪法，通过立法法，以及对相关法律的一系列的修改完善，那么现在我们的立法体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领导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包括省级人大和所有社区的市及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此外还有资质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等等我们国家统一的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发挥了各方面的立法积极性，体现了各地方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是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

宋锐：回顾四十年的立法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到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七部法律。再到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立法，再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截止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一共是269件，行政法规750多件，地方性法规12000多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宋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由此我们党和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踏上了新征程，我国的立法事业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宋锐：主持人好，谭部长、章社长，在座的各位嘉宾好，很荣幸能够参加国是论坛2018年年会，同在座各位嘉宾共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改革，从思想到实践，从探索到制度的深刻变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鉴证者，受益者，说到改革开放大家可能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与立法工作》，之所以选取这个题目，一方面是与本职工作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立法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主持人：感谢孙局长的精彩演讲，对于媒体来说，税收一直是一个超级热点，孙局长刚才为我们勾勒了中国现代税制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也让我们了解到，从税制的角度怎么样为国家的大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服务，谢谢您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锐发言。

孙瑞标：女士们、先生们，税务部门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巩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之不易的成果，立足税收，继续做好各方面工作，营造更加公平规范和谐，以及更加富有竞争力的税收环境，为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创造改革发展新的更大奇迹而不懈努力，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孙瑞标：四是服务扩大开放，深入推进国际税收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对外开放战略的衔接，永不止步服务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与征管协作，推动一带一路税收合作等多边机制，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为多元的方向迈进。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税收秩序中，充分发挥中国参与者、推动者乃至引领者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税收权益和开发利益，推进全球税收治理不断改善。

孙瑞标：三是便民利民深入推进税收营商环境规划，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大力压缩办税环节，节减办税资料，提高办税效率，优化办税体验，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升级电子税务局，不断提升税收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程度，打造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智能、更加现代化的纳税服务体系，持续增进纳税人的获得感。

孙瑞标：二是聚焦公平公正，深入推进税收法制建设，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着力构建完备的税收法定规范体系，高效的税收法制实施体系，严密的税收法制监督体系，有力的税收法制保障体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完善执法监督，确保各项税收政策和服务措施落实到位，满足纳税人对税收公平正义的关切和期待。

孙瑞标：当前一段时期突出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围绕减税降负深入推进税制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研究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的减税降负措施，进一步促进税负公平，鼓励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孙瑞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好成绩的要求，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围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税收改革发展将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一层一层夺取新的佳绩。

孙瑞标：四十年税收改革的基本经验，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四个贯穿始终，一是坚持把加强党对税收工作的领导贯穿始终，二是坚持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贯穿始终，三是坚持把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贯穿始终，四是坚持把继承借鉴与创新发展贯穿始终。

孙瑞标：以上四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税收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回顾四十年不平凡的改革历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税收改革发展之路，成功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税制体系，为体现计划经济体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根本转变；二是实现了税收征管体制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三是实现了税收职能作用和经济财政范畴向国家治理范畴的根本转变；四是实现了国际税收地位由观望者追随者，向参与者贡献者的根本转变。

孙瑞标：四是大国税务应该不断提升，40年来税务部门主动服务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税收领域交流与合作从无到有，从蹒跚学步到深度参与，地位日益提升。目前我国的税收协定网络已经延伸到了11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覆盖了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与2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与金砖国家建立了税务局长定期会晤机制，“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机制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之中，公开发布84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指南，基本覆盖了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有效的税收服务支持。

孙瑞标：三是税收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四十年来税务部门逐步树立起现代纳税服务理念，越来越重视营商环境，持续推进税收管理向税收治理，注重执法向执法与服务并重的转型。税收营商环境得到不断改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中的纳税指标排名较去年上升了16位，其中纳税次数排名上升23位，列世界第15位，纳税时间排名上升43位，列世界第53位。

孙瑞标：二是征管体制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征管体制先后经历了两分一合三次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两部利改税使税收从利润中分离出来，税务机构从财政中分设出来；第二次是1994年适应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带来国家财力的稳步壮大；第三次是今年3月以来，实施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合并国税地税机构，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将由税收部门统一征管，进一步增强了税务部门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目前随着计税三期工程全面上线，增值税管理系统全面推广，互联网加税务行动计划稳步实施，税收征管体系正朝着优质高效统一的目标不断迈进。

孙瑞标：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进入快车道，营改增全面推开，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个人所得税实现分类税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转换。目前我国的税种稳定在18个，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462亿元，增长到去年的14万亿元，增长了300倍，已初步构建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现代税制体系。

孙瑞标：一是税制改革稳步前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陆续颁布一系列涉外税收法律法规，1983年国营企业利改税，一举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制度，揭开了改革的新篇章。1994年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货物劳务税体系，统一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入新世纪，全面取消农业税，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等所有税制的内外资统一，开展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启动了营改增试点。

孙瑞标：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以不懈奋斗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壮丽史诗，税收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而改革发展。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增强。

孙瑞标：尊敬的谭部长、章社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国是论坛，与大家一起交流感悟我国改革开放不平凡的40年。

主持人：感谢邹署长的精彩演讲，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刚才邹署长用一系列重磅和精彩数字为我们诠释了中国跟世界的关系。下面我们有请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瑞标发言，他的题目是《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税收是大家关注的重大问题，是热点中的热点，下面我们听孙局长的发言。

邹志武：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出入境检验检疫的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海关的监管与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关检融合，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打造更加先进的，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体制和机制，推进海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让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关，为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邹志武：海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以改革促发展，聚焦新时代海关职责定位，适应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邹志武：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非凡历史，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坚定的砥砺前行，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大战略，规划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路线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激荡，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

邹志武：目前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每五分钟，后边说这个例子，用5分钟来记，我们每5分钟就有2.9亿元人民币货物进出我国的关境，四艘国际船舶离岸或者是离港，9架国际航线的飞机起飞或者是降落，1120个集装箱，5492个快件，8655件物品离开或者到达，206万个集成电路，1.7万个液晶显示板，1万部手机，88台金属加工机床离开中国的关境，3.4万件化妆品，一万吨铁矿沙，4300吨原油进入我国国境。

邹志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海关认真履职，不断深化改革，服务开放更加全面高效，为我把关更加坚强有力，营商环境更加公平优化，口岸治理体系也更加科学和完善。有利支持和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从1979年到2017年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增长50倍，税收增加了一万多倍，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邹志武：这一系列外贸数字的背后是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一系列行动的合力。正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选择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通过打破旧的机制体制，深入融入世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并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引流，才能释放出蕴藏于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才能创造出外贸发展的奇迹。

邹志武：2008年以来民营企业表现日益突出，2008年到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由5360亿美元增长到15815亿美元，年均增长12.8%，这个增长的幅度比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整体的年均增长高了7.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由20.9%，大幅提升到38.5%。

邹志武：四十年来，我国外贸主体百花齐放，由最初的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快速发展，再到民营企业后来居上。在1992年之前，我国外贸经营的主体仅有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1993年民营企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超越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最大的经营体。

邹志武：1986年我国的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是纺织品和服装，1995年机电产品出口首次取代纺织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这标志着我国出口商品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2003年机电产品出口首次占我国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2011年机电产品出口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7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至1.32万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将近60%，58.4%，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邹志武：四十年来，我国外贸商品结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逐步向中国创造跃升。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出口从无到有，从有到丰，中国制造行销世界，近十年我国外贸从高速发展阶段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中国创造的身影日渐显现，出口逐步摆脱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出口主导产业逐渐从轻工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通讯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以突出的表现，稳健的步伐扩大海外的市场。

邹志武：2005年外贸顺差超过一千亿美元，2015年顺差达到了创记录的5939亿美元，同期我国的外汇储备也由不足一万亿美元大幅攀升至三万亿美元以上。那么对全球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的外贸已经成为引领带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不论是发达的经济体，还是新型经济体对于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目前我们已成为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贡献率在2012年到2014年已经连续三年超过35%，成为世界贸易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邹志武：四十年间，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由1978年的0.8%，上升到去年的12.8%，我们现在有1400个商品出口的份额是居世界第一的。外贸是扩大就业的稳定器，目前我们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的人数将近2亿，外贸也是国际收支的平衡器，我们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在增加外汇储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邹志武：四十年来，我国外贸的影响逐步的增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外贸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我国外贸四十年平均增速为14.5%，明显高于同期我国GDP年均增长11.9%，这个是以美元计的水平。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邹志武：2009年我们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过去的40年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4.5，进出口总值增长了198倍，占全球进出口的比重，从开始的微不足道仅占了0.77%提升到现在的11.48%。

邹志武：2004年，我国外贸总值首次迈上万亿美元的台阶，至2007年再翻一番，超过了两万亿美元。那么这个时间就是从一个万亿到两个万亿，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我们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而美国和德国历时八年才实现同样的跨越。

邹志武：四十年来，我国外贸规模逐级跃升，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稳步迈进。1999年，我国的外贸首次跻身全球贸易的前十位，在1999年的时候，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历史阶段。

邹志武：我国对外贸易的成长与发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好缩影。我们海关的工作正处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应该说是见证和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奇迹式的增长。

邹志武：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刚刚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掀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篇章，书写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壮丽史诗。

主持人：感谢金行长的精彩演讲，三年有57家成员单位，现在到了93家，三年36个月，36个国家的成员数字的增长，感谢金行长和他的团队出色的工作，这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下面有请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副署长邹志武演讲，大家欢迎！

金立群：40年，回顾中国走过的历程，我们中国人民感慨万千，我们希望中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能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同样的实现，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我相信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最后我预祝本次大会可以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金立群：我们亚投行从事的项目，对“一带一路”的支持重质量。数量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要讲质量，干一个项目要干好一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要以高标准来支持，从而增加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各方秉持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做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定将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

金立群：习近平主席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下一个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要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持、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的问题，为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务实合作，在规模体系、项目融资、能力建设、环境与社会政策、债务可持续性、争端解决等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参与方开展合作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金立群：去年5月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和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项目信息沟通与对接，加强能力的建设。

金立群：我最近两个月连续去了非洲三次，北非的国家基本全都加入了，非洲也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申请加入，所以亚投行不仅促进亚洲的经济发展，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共赢互利合作也将起一个推动的作用，亚投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创立均源于中国，但都属于世界，这两个倡议都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倡议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现实性举动。

金立群：我们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重点，不断加大对成员国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截至目前已累计批准项目投资75多亿美元，如果按20%的投入就是5倍撬动资本金来算的话，就撬动了350亿的总投资，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六个地区13个国家，覆盖了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带动各类公共和私营资本，近400亿美元进入相关基础投资的项目。

金立群：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全部给予我们3A级的最高信用等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给亚投行零风险的权重。前不久亚投行理事会批准6个新成员，亚投行的成员数量从57个创始国上升到93个，我们的成员分布全世界各大洲，除了南极洲没有其他洲都有，这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信心信任，是给中国主导创办的亚投行的一张信任票。

金立群：亚投行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的举措。亚投行成立三年来，在各成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下，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立足建设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我们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作，充分借鉴现多边开发银行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政策标准、运营模式等方面体现出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金立群：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推动中国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力量，中国也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金立群：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和世界确实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持久的动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币已经被很多国家作为外汇储备的一种货币。把人民币算进去的话，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就更加扎实。

金立群：人民对中国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等各方面更加坚定，要说到变化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两个层面上来讲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像我，大家知道，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到北京今年是第40周年，我们这一代人经过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我们体会是特别深刻的。

金立群：四十年来世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同样如此，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完全是一样，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变化，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中国的变化，是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如果要问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从经济或者物质生活生产的层面上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力增强商品极大地丰富，人民的幸福感极大地提高，从政治层面上讲，从上层建筑层面上讲，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中国人民更加坚定的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国际上的有识之士都是认同的。

金立群：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做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战略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国内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令人鼓舞。在我们亚投行职员中间反响也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认为，大家一致拥护，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认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有利于世界繁荣。

金立群：借此机会，我代表亚投行，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参事室和有关部门，中外境外机构、企业和智库，以及在座的各位同仁，对亚投行的筹建和运营给予大力的支持。两年筹建三年运行，今年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

金立群：尊敬的谭部长、章社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谢谢王总编辑给我的溢美之词。特别高兴、特别荣幸来出席今天的国是论坛2018年的年会，作为国际机构，英语是我们的工作语言，我一般都是英文讲的，今天我开个特殊的例子，我用中文讲，为了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国内的媒体，包括国际上的媒体，有的时候记者把我的话翻的不是那么准确，今天我一定是用中文讲，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表达我的意思。

主持人：谢谢社长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到主旨演讲环节，第一位作主旨演讲的嘉宾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金立群行长。金行长被人称为“熟读莎士比亚的金融外交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金融外交家，起码跨了四个行当，大家也知道他曾经在财政部、世界银行和中金公司等机构担任要职，我们非常希望金行长今天能够在会场分享他在跨领域的经验和精华。让我们有请他给我们做主旨发言！

章新新：今天，我们相聚在国是论坛2018年会，希望大家围绕“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主题，多出思想，多出成果，共商国是国策，共谋伟大复兴！

章新新：一年多以来，在重大经济政策出台、重大会议召开、重要统计数据发布等关键时点，国是论坛第一时间做出权威的解读；围绕各界关注的重大经济社会热点，国是论坛邀请在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智库、专家学者以及业界权威人士深度碰撞，形成前瞻性政策建议。迄今为止，国是论坛举办近20场专题论坛，相关观点被境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章新新：中国新闻社国是论坛自创办以来，围绕“三重”，即领导人重要经济活动、重大经济政策和重要经济社会热点，搭建了公共政策解读平台、经济思想众筹平台、多媒体整合传播平台三大平台。

章新新：中新社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中央主要新闻媒体，60多年来发展至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包括境内外52个分社在内2000多人的采集网络，成为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一支主力军。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新闻社更是每一个重要时点的记录者、见证者、传播者。

章新新：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为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

章新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章新新：如今我们看到，昔日媒体的时空观念被彻底打破，智能算法、机器人写作、个性化推荐等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了传播格局。媒体正不断走向社交化、视频化和智能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在向移动端和社交媒体转移。未来，5G技术还将继续引发媒体生态进一步变革。但无论媒体生态如何变化，媒体的职责和使命始终不变。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媒体应当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社会的瞭望者。

章新新：在这场伟大革命中，媒体不仅是见证者，也是推动者、传播者。这是一个巨变的中国，媒体也在巨变之中。从改革开放之初，传统媒体—报刊、广播和电视一统天下，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在改变着新闻的采编、分发与消费的方式。

章新新：从1978年至今，40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的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章新新：作为中国新闻社因应媒体发展新形势建立的新平台，国是论坛密切关注国内外热点政经议题，以“三会两微”—专题会、研讨会、年会和“国是直通车”微博、微信的方式，汇聚了一批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权威专家、企业代表，不断传递和释放有份量有价值的智力成果，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增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是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为主题，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中国经济，展望中国改革开放新动向。

章新新：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8年的年会。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新社社长章新新为本次论坛致欢迎词。

谭天星：作为统战部门，我们将始终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不断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凝心聚力。

谭天星：四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征程中，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更加需要全体社会，需要中华民族全体儿女，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奋斗。

谭天星：三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稳定和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发展，都是为了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也是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基本经验之一，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动改革发展化压力为动力，攻坚克难、稳中求进、更高质量、昂扬前行。

谭天星：二是要积极顺应时代大势。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开国门搞建设，吸收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谭天星：一是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一再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

谭天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逼人，中国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我谈几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主持人：下面有请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词。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年会有幸邀请到来自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多位重磅人士，一起在重要的日子里边，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主持人：今天国是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经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当下也进入到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时段，中国人民抱着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要创造新的让世界惊奇的巨大奇迹，怎么样凝聚全国人民的共识、智慧和创造，还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深思和探索。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8年年会，我代表中国新闻社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感谢。

直播开始。

敬请关注！

12月20日，中国新闻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国是论坛2018年会，以新时代改革开放”为主题，在2018年临近尾声时进行理性回顾与展望。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新时代的开局之年。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中国经济呈现新气象，也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中国经济如何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达成合作共赢的愿景？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