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3月4日电 题：为低技能群体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提供长效帮扶机制

　　作者 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约为4.95亿人，占比56.21%。近年来，受产业转型升级、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低技能群体的就业和生活面临着多重困境。

　　一是增收难。全球大变局使得中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收缩。在2015—2022年的八年间，农民工年均收入增速为6.16%，低于城镇私营就业人员年均收入增速(7.58%)，远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速(9.22%)，处在各就业群体的最低水平。据调研，2023年2-3月间，长三角地区小时工价曾一度击穿近年来的最低点，该年11-12月间，京津冀部分地区的“日结工”招工要求日工作12小时，小时工资合计甚至不及最低工资标准。

　　二是家庭扎根难。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5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近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由于“扎根”城市的成本高昂，低技能群体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一二三产业低端岗位之间“漂移”，逐渐锁定在工资最低的岗位上，随年龄增长，就业状况、家庭生活改善愈加艰难。

　　三是权益保障难。调研发现，2023年以来，拖欠或扣发劳动者工资现象并不少见，低技能劳动者首当其冲。这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账款拖欠有关。低技能劳动者宁愿选择“日结工”“七日工”等零工就业方式，以规避工资拖欠的风险。这加剧了就业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增大了劳企双方的成本。

　　究其根源，这与城乡二元体制直接相关。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城市的包容性不足，就业、生活需要付出诸多额外的成本；另一方面，乡村就业、增收的潜力下降，不得不离开乡村谋生。加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由此引致的各种风险总是最终落到了农民、农民工这类低技能劳动者身上。城乡二元体制中的社会身份代际传递，衍生出来的不只是机会不公平，更严重的是乡村的财产难以估值、抵押和转让，“跳农门”难，进城落户扎根更难。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低技能群体只要吃得苦，生活总能得到改善；在经济增速放慢且结构转型的情况下，低技能群体承受的风险快速上升。若非数字平台企业的兴起，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就业，则低技能群体承受的风险会更大。

　　从当前及今后趋势看，低技能群体所承受的风险面临着不断外溢且公共化的趋势，向公共风险转化，这将会妨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建议：

　　一是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低技能群体固化的体制根源。低技能，既有个人禀赋和努力的原因，更有体制内生的机会不公平所导致。只有消除机会不公平，才能激化社会活力，缩小低技能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奠定基础。这需要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协同推进，着重从二元身份体制、二元产权制度和二元经济体制入手，一步一步解决“出村难”和“进城难”的体制障碍，促进就业、住房保障、财产转让等方面的机会公平。

　　二是为低技能群体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家庭迁徙的条件。可从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近3亿农民工入手，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就业稳定，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和平等就学的范围，让这个群体在城市扎根形成良好预期。同时，大力促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为低技能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农民工欠薪的长效防范机制，加大低技能群体权益保障力度。

　　三是为低技能群体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提供长效帮扶机制，遏制低技能群体的代际传递扩大。贫穷是能力的贫穷，关键在于能力的有效提升。在兜底机制上，提升社会救助体系的综合援助功能，对因长期失业、创业失败、疾病灾害、家庭变故等导致阶段性生活困难的，做到快速预警、精准救助、综合帮扶。在技能提升上，将新职业开发、实务培训、岗位见习等机会，直接向所有就业群体无差别开放，推动低技能劳动者与新业态发展的有机契合，为其保持再次择业能力提供助力。(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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