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10月29日电 (王全宝)今年以来，中国已经成功举办面向全球的广交会、服贸会，下周即将举办进博会。

　　当下，全球化已经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中国的要素禀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当下，中国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就显得十分重要。

　　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隆国强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并在展会同期的“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上作了主旨发言。

　　这是时隔两年后，广交会再次重启线下办展，同时首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在全球疫情仍未消除的特殊背景下，广交会的成功举办颇有深意。对于参加广交会的隆国强来说，也是感受颇深。

　　隆国强从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有30多年。在国际经济合作、对外贸易、跨国投资、特殊经济区等领域，他曾完成多项重大政策研究报告。

　　未来新发展格局该如何高效运转？中国的对外政策又该如何长远设计？为此，中新经纬“全宝对话”专访了隆国强。

　　“虚实结合”

　　中新经纬：你参加了不久前召开的第130届广交会，在你看来今年的广交会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隆国强：我总体感觉今年广交会非常有特色。这次广交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我觉得这透露出很强的扩大开放的信号，也充分体现中国对广交会的高度重视，向世界透露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坚定不移贯彻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政策取向。

　　时隔两年，广交会再次线上线下来联动，万商云集，这是很难得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中国能够率先管控住疫情，使得国内的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并正常运转，这彰显了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

　　以往广交会是聚焦于商品的交易，今年广交会则有一个新的变化——第一次举办了“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一方面展会进行商品的交易，另一方面通过论坛形式进行思想交汇，互相交流意见，可以说是“虚实结合”。这对于广交会来说是全新的尝试。

　　在全球做交易、做买卖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短期来说，比如该如何应对疫情；长期来看，比如随着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变化，新的贸易规则该如何制定？如何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应对挑战？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广交会“虚实结合”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中新经纬：最近几年，国际贸易领域数字化趋势特别明显，未来该如何把握这一趋势性的变化？

　　隆国强：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变成最活跃的经济组成部分，我们称为“新经济”。但数字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不限于数字经济。需要高度认识数字技术的赋能。也就是通常说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前者指的是新经济活动，后者则指的是以往的经济活动被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的进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当然也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可以说当下，国际贸易内容的数字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自签订第一个ITA(《信息技术协定》)对数字产品实行零关税以来，近些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最快的无疑是数字行业。即便是传统产业，从设计、制造到国际贸易的过程及其流通、消费，也都深刻地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

　　同样，服务贸易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原来有很多无法贸易的服务，现在因为数字化变得可贸易化。

　　国际贸易的内容、方式数字化以后，就一定会有国际贸易规则的数字化。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又涉及数据安全、消费者隐私保护等，因此，数据的跨境流动呼唤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在数字化时代，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是一个主流趋势。随着内容的数字化、方式的数字化、规则的数字化，未来国际贸易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会，值得高度关注。

　　中新经纬：据你判断，当下全球国际贸易数字化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隆国强：我觉得处于初始阶段。单从数字贸易、数字投资领域来讲，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初始阶段。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针对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大家都还在探索，但是还没有成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信息技术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会更加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

　　中新经纬：那么，目前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水平？

　　隆国强：从规模和水平上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跨境数字贸易，可以说目前是处在世界第二位的位置。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生产国、出口国。我们的不足之处是在数字经济的一些底层技术方面，比如说芯片、系统软件，还有一些特别短缺的，比如说工具软件，这方面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较，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从全球来看，可以说数字经济实践是走在理论之前的。

　　我们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产品的生产加工。但从全球分工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希望去掌控核心技术，我们也在努力突破关键零部件以及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所以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来加强创新研发。

　　“鼓励外资到中西部去”

　　中新经纬：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国家级展会平台之一，与进博会和服贸会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点？

　　隆国强：这三大平台的共性都是开放经济的平台，但是三者又各有特色。广交会和进博会是以商品交易为主，服贸会则是以服务贸易为主。

　　其中，广交会成立时间最久，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北京的服贸会和上海的进博会成立时间则较短，但是却体现了与时俱进一面。

　　上海的进博会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目的是为了推进和国际社会的合作，让世界更好的来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已经举办了几期，应该说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评价越来越高，参会的企业热情也越来越浓。

　　服贸会的特色在于它是服务贸易。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觉得服务贸易不太重要，但是近几十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高于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上个世纪70年代，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只有9%，现在已经达到20%。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原来许多不能跨境交易的服务，现在变得可交易、可国际贸易了，所以服务贸易长期来看会越来越重要，在全球贸易的比重会也越来越高。

　　中新经纬：在此次广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投资，在用地、环评等方面一视同仁审批支持。对此你如何看待？

　　隆国强：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如何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我们一直对外资有一个导向，希望外资能够把其公司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双赢。

　　过去，我们鼓励外资更多的是参与到出口领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要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要创新，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鼓励外资投入到高技术的生产领域，让外资有更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开展。这实际上也是顺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外资投入到这些领域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本土的市场机会。

　　二是“共享”，包括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从2000年开始，我们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后，一直在鼓励和引导投资投到中西部地区去。

　　这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话就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对外资提出导向，鼓励外资到中西部地区去，中西部地区有很多投资的新机遇，外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发展的大局。

　　“在用地、环评等方面一视同仁审批支持”则体现了要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给外来投资者公平的待遇，比如目前实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这体现出我们投资的自由化，扩大了开放领域。之前出台的《外商投资法》把跨国公司关心的很多问题都做了规定。可以说，总理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回应跨国公司的关切。

　　“引技”“引才”

　　中新经纬：中国前40多年的开放可以说是围绕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展开的。当下，我们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要素禀赋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目标是否会有变化？

　　隆国强：可以说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做的好，就可以把握住机遇，就是赢家。做不好，可能就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就变成输家。

　　全球化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又是公平的。但为什么有的国家做的成功，有的国家做的不太成功呢？

　　中国的成功，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

　　过去改革开放主要任务是要推进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补课，在追赶。比如要克服工业化“两缺口”，即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资金缺口有很多办法。那外汇缺口怎么办？就要靠开放领域、靠开放战略来解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外贸，一个核心的目标是要扩大出口创汇。我们希望吸引出口型的外资去开拓市场，把我们的商品服务能够带出去。可以说外汇短缺的约束，现在我们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外贸领域，就要考虑通过增强创新能力，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放到全球看，就要提高我们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提高在全球供应链里面的分工地位。

　　放在全球的价值链来看，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相对比较发达，而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则相对落后。中国现在面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要靠创新，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办好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素养。同时，要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和进行科研体制改革等等。

　　中新经纬：未来该如何设计我们的开放性战略呢？

　　隆国强：我觉得要紧紧围绕增强中国的创新能力，促进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设计我们的开放战略。

　　我们希望在全球的分工体系里面中国地位会越来越高，希望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设计未来开放战略，我认为第一要“引技”，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只要能引得来的先进技术，我们就一定要去引。当然，随着我们发展水平与世界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引进技术难度是增加的。

　　第二就是要“引才”，要从全世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把全世界的人才，特别是吸引科技人才到中国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此来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

　　此外，还要“走出去”，要主动去整合全球的创新能力，欢迎其他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建研发中心，同时也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建研发中心。

　　“关起门最不安全”

　　中新经纬：前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些顶层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一“制度型开放”？

　　隆国强：中国自身开放的一系列具体内容是通过先行试点，先行先试的政策推进的。在试点试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形成了不可随意调整的规则。

　　比如，《外商投资法》就是把这些年开放实践中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以此增强制度环境的透明度、稳定性、可预期性。

　　过去40年开放过程中，我们就是在不断地提高开放水平，和国际高水平开放进行接轨。

　　起初，我们开放程度比较低，承受能力也比较低，可能只能对接一些比较低水平的经贸规则。现在我们要对标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来提高开放水平。比如，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CPTPP到目前为止被公认是最高水平的贸易规则，代表新的经贸规则趋势。为此，中国不断提高开放水平，主动去对接。我们通过国内的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使国内相关制度和国际规则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规则的制定，并和其他国家共同完善全球的经贸规则。

　　比如数字贸易、数字投资的数字规则，我们要主动去参与其中，贡献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中新经纬：有观点认为，从传统外循环、传统对外开放的结构来看，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外循环的作用会下降。你是否认同这个判断？

　　隆国强：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共识，全球化能让各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展开合作，这是人类社会最佳的选择。

　　全球化本身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有的国家处理的不好，比如美国，针对“制造业空洞化”“收入差距扩大”等现象，就有一些美国专家政客，把这些国内的矛盾，说成说全球化导致的，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

　　针对已经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我们发展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于新发展格局，我理解强调的是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要相互促进，强调的是以我为主，就是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大胆去用，但是要以我为主，安全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上，我们要增强，而不是削弱。

　　适应高水平的开放，在开放中提高我们的掌控力，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增加竞争力就会更安全，而不是说关起门来更安全，其实关起门最不安全。(中新经纬APP)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