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潘家恩：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地球村”中扮演何种角色？

　　【东西问】潘家恩：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地球村”中扮演何种角色？

　　中新社记者：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乡村建设与“地球村”中多样化的乡村建设实践彼此呼应，而又自成一派。中国乡村建设经历怎样的历程？全球发展中国家又有着怎样的乡村建设实践？今天，我们请到了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为我们进行解读。

　　中新社记者：回溯历史，无数先贤在中国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那么，中国乡村建设是如何开始的呢？

　　潘家恩：乡村建设的缘起，其实是整个国家在近代以来，我们看到了整个乡村的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既包括经济，也包括社会，也包括文化，它是个全方位的。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困境，就有一批先知先觉的先贤，他们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家园、家乡就这样破坏，他就开始有了一种自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一股乡村建设。百年来，其实我们认为是有三波乡村建设的。第一波是从清末一直到了我们新中国建立之间的这段历史，因为它包括很有名的一些实践者，比如说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等。1949年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间，第二波的乡村建设，它是一个国家建设背景底下的乡村建设。比如说那个时候大量地扫盲，比如说那个时候大面积的农村医疗的一种改进，比如说我们农村中的大量基础建设，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乡村秩序的重建，农民的组织等等，都在这个时候完成。那么，我们到了新世纪，国家就更有条件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所以说，到了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三农问题浮出水面，大家会觉得越来越严重，国家也开始比较重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民间这两股力量开始汇合。国家也有条件把更多原来可能用于城市，用于工业的这样一些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我们返回来支持农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农村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快车道，一直到了今天。

　　中新社记者：回顾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历史，中西方有何互学互鉴？

　　潘家恩：梁漱溟曾经说过，他说如果没有这种中西碰撞，可能就不会有乡村建设。因为它让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先进的一些中国人，开始去重新思考中国。那么，在这场乡村建设实践中，其实中西的交流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在河北定县，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他直接把很多在海外留学的这样一些博士，这样的一些专家学者们，直接想办法让他们更多地到农村来，走出象牙塔，跨入篱笆墙，也称为博士下乡运动。在山东的邹平，梁漱溟先生，他们很多都认为他是一种本土的乡村建设实践。即使这样子，你看到他也是有很多像丹麦等等，这样的一些学者，也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一种西方和中国的一种如何改造乡村的一种思路，如何碰撞的一种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中国也探索出来一些很有价值的乡村建设实践，后来也传播到了海外。特别是晏阳初先生，他把它带到了像印度、泰国等等，同时也把它带到了拉丁美洲、非洲。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有着怎样的困难，未来应该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实践？

　　潘家恩：城市发展越来越快，但是乡村发展越来越衰败，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中国的很多实践，对世界的一种思考，其实是有一定的启示的。我们看到，我们既需要城市化，也可能需要“逆城市化”，我们不应该只是去乡土化，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乡土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中国的三农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不只有农业，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农民，我们有乡村，三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带着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去看海外，据我们发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很多时候只剩下了农业了，很多地，但是可能人，就是农民等等，可能已经没有了，这个可能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应该把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视角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乡村建设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展望未来，我们乡村振兴就要去看我们的城乡融合，看我们的生态文明。

　　记者 肖江川 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