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全球南方崛起新秩序下的合作机遇

　　中新经纬10月21日电 题：全球南方崛起新秩序下的合作机遇

　　作者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哪些新挑战？

　　“全球南方国家”一般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覆盖面积很广，尽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却是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当前，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挑战，其中不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许多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经济富强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全球南方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最前沿。这些挑战长期而严峻。

　　除此之外，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在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目前尚不能确定，新的技术革命将会扩大还是缩小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国际贸易为例，传统上，各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依据比较优势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迁移，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再到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未来还可能继续转移到其他国家，使其获得发展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雁型发展模式”，即随着先进国家成本水平的提高，产业更替与转移，不同国家之间构成梯度发展状态。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被技术化解，劳动成本是否还将是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迁移的力量？这一由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还能按照过去的模式继续往下传递？如果不再传递，未来又会如何？很多学者在研究人工智能全球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不平等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方面，低收入经济体由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条件差，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的能力比较弱，会不会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进一步被发达国家抛在后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能否从人工智能中获益？多久才能获益？这也许指向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总之，未来人工智能会使全球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缩小还是放大，现在还不好下定论，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另一个挑战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原先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却没有发挥提供全球公共品服务的作用，因此世界事务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当前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出现群龙无首状态的风险。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参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找到了机会，而美国是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全球化令美国获益巨大，也令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然而，现在情况可能逆转，因为在全球公共品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开始“退群”。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将由谁来维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因此，全球南方确实面临诸多新旧挑战，有的是长期存在的矛盾，有的是新出现的现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努力，目标是不仅要争取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支持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可以做什么？

　　第一，中国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这在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有不少成熟的理论框架、见解与主张。最著名的是过去大家经常提及的“华盛顿共识”，它是由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等)所提炼出来的一整套指导、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通过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等手段推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据说“华盛顿共识”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初衷是希望国际组织采取他所总结的十条举措，但后来被普遍看作当时国际组织主张的政策框架——关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一套政策理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也确曾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的重要条件(conditionality)。但事后看，这套政策框架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对这一套理念普遍表达了反感与抵触的情绪。

　　客观地说，这些政策理念并不算错，但关键是如何落地，“华盛顿共识”更像是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施行，缺乏适合国情的思考与设计。客观而言，这套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执行过程中的难度较大，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理想化的制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落地。

　　例如，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小政府、大市场、严格的市场纪律，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如果市场机制本身还很不完善，彻底放开，后果如何是可以预料到的。

　　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措施经常受到争议，核心问题在于政府是否干预过多。北大国发院的周其仁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做对了什么》、林毅夫教授在其《中国的奇迹》，以及张维迎教授在1984年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文章中，都对此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角度各不相同，观点也不尽一致，相互之间还经常出现分歧甚至争论。如果把这些学术思想放在一个“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分析框架里，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元素。

　　比如周其仁老师的分析实际上是概括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性方向与变化，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之道——不管改革政策怎么设计、怎么落地，目的是要朝着明确界定产权、发挥企业家作用以及重新发现市场机制的方向走，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张维迎老师提出的“双轨制”策略其实是回答了怎么走的问题，既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也可以实行“渐进改革”。“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机制是逐步开放市场定价的作用，然后不断相应调整计划价格，两轨并行到一定程度，可以实现并轨，完成市场化的进程。与休克疗法相比，这个策略的坏处是容易出现套利现象，甚至形成既得利益者，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好处是震荡比较小，在推进的过程中降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林毅夫老师主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认为应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要素禀赋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明确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简单地概括，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政府有为，不只是体现在改革策略上，也应该体现在发展政策上。张维迎老师提出，放开市场价格，逐步调整计划价格，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核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思考尽管存在差别，但有一个共通的理论内核——务实。

　　务实政策的关键是满足可行性要求，同时明确地以结果为导向，“摸着石头过河”，走得对就继续往前，不对就撤回来继续探索新方向。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每一步，政策框架似乎都没有实现理论上的最优，但管用，能见到效果。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要有理想，不要理想化”，这句话可能较好地总结了中国改革政策“务实”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务实”精神对于解决各国经济问题十分重要。中国的实践很成功，但各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中国所采取的措施不见得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笔者并非否定华盛顿共识或其他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想强调，真正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需要务实的政策理念。

　　第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应携手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挑战。

　　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变革，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尚不清晰。二战后在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很多是跟着往前走，甚至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框架中享受了一些“特许”条款。现在国际事务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摆脱这一风险的一条途径是全球南方国家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如何合作，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利益诉求也比较多样化，即便在“金砖国家”等组织中，各国的考虑与追求也不尽相同。所以经济合作也应该尽量寻找“公约数”，同时更多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最近许多非洲国家表达了与中国开展资源、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愿望，将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要像过去一样过度地依靠与全球北方国家的合作。

　　第三，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与发展的新思路。

　　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例如，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在面对欧美市场的关税和市场壁垒时，这一挑战会变得更艰巨。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进行绿色能源转型，但他们在资金、技术和产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国可以考虑自主或与有共同兴趣且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这不仅会直接增加南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需求，也可以看成是“逆周期调节”的一种手段，甚至能达成一石多鸟的效果。

　　历史上，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通过提供资金帮助欧洲国家复兴，最终实现了共赢。参考这一思路，中国可以考虑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商业化投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性援助，支持其绿色能源转型，同时也为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开拓了市场空间，一举两得甚至多方共赢。应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经济”，如何与经济伙伴共同发展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全球绿色发展计划”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当然，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只是一个例子，意思是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我们在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中国有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但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并不是修了路的地方都能富起来。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唯一条件，我们还需探索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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