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

本场直播正式开始，欢迎观看。

主持人 单冰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国资报告》杂志社、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国是直通车、中国侨网、中新视频、中新经纬联合承办的“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本次会议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旨在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部署，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主持人 单冰洁：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以及各位媒体记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新闻网副总裁、总编辑吴庆才主持，有请！

中国新闻网副总裁、总编辑 吴庆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

吴庆才： 转眼2023年即将过半，走进后疫情时期的这半年，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组合拳，还是市井街头的“人间烟火”名场面，“拼经济”已然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词，作为媒体人，我们也能直观感受到，经济新闻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战场”。

吴庆才： 今天，我们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举办“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就是希望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汇聚政商学界的智慧力量，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形与势”“质与量”“常与变”，前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未来，碰撞出更多关于时代之问的精彩回答。

吴庆才： 我们期待这个论坛，是一场为高质量发展寻求最优解的对话，是一次触摸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最前沿的洞察，是一个共同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平台。

吴庆才：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毕井泉；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孙东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高培勇；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刘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军；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 闫永；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萨；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万喆； 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生态环境工程中心主任，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殿常； 华永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勇。

吴庆才： 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会儿也将通过视频致辞，他们是： 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 马丁·雅克；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斯蒂芬·佩里。

吴庆才：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本次论坛主办方代表，他们是： 中国新闻社社长 陈陆军；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网总裁 俞岚。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北京各区县的部门负责同志，中新社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地方国资系统和企业界的朋友们。 在这里，对大家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经济日报等数十家主流兄弟单位以及10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的参与。在这里，对各位同仁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欢迎各位的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致辞，有请陈社长！

中国新闻社社长 陈陆军： 尊敬的毕井泉副主任、孙东生副主席、高培勇副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在“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首先，我谨代表主办方中国新闻社，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陈陆军：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这次会议的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与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陈陆军： 此次会议是中新社首次举办以“中新财经”品牌冠名的年中会。年中会由中国新闻网承办，《国资报告》杂志社、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国是直通车、中国侨网等联合承办了相关主题论坛，并得到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与会嘉宾将共同研讨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以期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共谋发展。

陈陆军： 今年以来，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陈陆军： 近期，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众多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一些重量级商界人士接踵来华，充分彰显出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和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吸。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加力。

陈陆军： 2023年是中国经济恢复向好、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我们需要克服阻力、破解难题、矢志前行。如何将发挥政策效力、激发主体活力、增强市场信心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何加快建设现代新国企、现代金融体系以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汇聚力量？如何有效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这些都要在准确理解把握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广泛凝聚各方智慧，深入探讨对策建议。为此，本次年中会专门设置了多个主题论坛，希望听到更多的真知灼见。

陈陆军： 2023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引擎。在主题论坛上，我们还将聚焦共建“一带一路”的侨商之道，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外宣媒体，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精神，更加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故事，为促进中外相知与友谊、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我们希望这次会议有助于海内外进一步了解把握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同时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中国经济观察分析和政策解读。

陈陆军： 经济领域是新闻报道的富矿。财经报道一直是中新社重点发展的业务，中新财经是中新社重点建设的跨平台、开放性、融合多元业务的媒体品牌。2021年启动以来，中新财经以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通过“新闻+”模式，与智库、商协会、企业等开展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了一系列论坛研讨等活动，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融媒报道，品牌形象不断提升。今后，我们将坚持高质量办会，并邀请大家常来相聚，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和舆论支持。

陈陆军：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对中新社的帮助支持，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吴庆才： 感谢陈社长的欢迎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都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如陈社长所言，这次会议有助于海内外进一步了解这些中国新概念的核心要义，同时为海内外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中国经济观察分析和政策解读。谢谢陈社长！

吴庆才：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首先，有请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作主旨发言。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作主旨发言。

吴庆才： 感谢毕主任。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加快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是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毕主任曾长期领导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工作，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今天的分享也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良策。

吴庆才： 接下来，有请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上台作主旨发言。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作主旨发言。

吴庆才： 感谢孙主席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民建在聚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实践以及在调研过程中的所思所感，特别是对构建创新生态的一些独特见解，非常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看到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党派力量以及发挥所长服务所需的中国新型政党的效能。

吴庆才： 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作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高培勇： 尊敬的陆军社长、东生副主席，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请大家一起聚焦一个看似抽象、实则非常具体，表面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表面看似容易、实则非常艰难的话题，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必须告别惯性思维。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任务，无论是制定发展思路还是制定宏观政策实施宏观调控，都要植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意义今天不用赘述，早已深入人心。

高培勇： 然而，一旦如此行事，便会立刻发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似那么简单，都不似那么容易，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也是特别难以克服的障碍，莫过于惯性思维。比如就理论思维来讲，面对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虽然主观上清楚要实现理论创新，要转变思维方式，也深知无论在问题的分析还是在政策的建言上都需要与时俱进，但毕竟当年所历的经济学的学派和此后所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高速增长的体制环境、阶段发展环境。对于围绕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学理支撑和方法的支持已经烂熟于心，可谓根深蒂固。对于围绕质量好所需要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则尚在建构当中，可谓相对陌生。

高培勇： 受此影响，大家会看到走得平顺的时候，尚可有意识地做高质量发展的文章，主动按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分析经济形势、建言经济政策，但是，稍遇沟沟坎坎便可能“意乱情迷”“慌不择路”，下意识地重操旧理念、旧思想、旧战略，不由自主地滑入惯性思维的陷阱。再比如实践操作，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我们虽然主观上明白实现实践创新、转换思路箭在弦上，也深知需调整和纠正那些不适合高质量发展的行为和组织方式，但毕竟当年所见证的经济发展历程和此后所沿袭的经济发展样板，均很大程度上植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对于围绕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传统的粗放型做法，已经深入骨髓，可谓熟门熟路。对于围绕质量好所需要的新方法、新实践则尚在探索之中，可谓大局初定。

高培勇： 受此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风平浪静时尚能有意识地讲究高质量发展，主动按照新思想、新套路指导经济发展实践，克服路径依赖。一旦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叶公好龙、手忙脚乱，下意识地重操旧思路、老套路，不由自主地跑回惯性思维的老路。问题在于，由于行路平顺和稍有沟坎相互交替，终系规律所在，其结果在理论上人们虽然嘴上常喊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口号，内心深处却不免夹杂或者是涌动高速增长的思维。因在新旧理论之间左右摇摆飘忽不定而偏离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致使误判形势、错开药方，甚至重蹈“高速增长”的覆辙，套用老办法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现象和情形一再发生，屡屡再现。故而我们必须说，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在深入反思、仔细鉴别中经历一个从有意识到下意识的理论转变过程。

高培勇： 再者，由于风平浪静和风吹草动均非常态，其结果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实践上有时做得还非常辛苦，难免不得要领、疲于应付。因在新旧实践之间左右摇摆、飘忽不定而偏离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致使不对路子的举动时有发生甚至重蹈”高速增长“的覆辙，导致一些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的事情。因而在实践上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确系在不断学习、反复磨合当中经历并完成一个从有意识到下意识的实践的转变过程。

高培勇： 必须看到，从有意识到下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告别惯性思维，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极其痛苦而漫长的转变过程。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前行，只有这样方可避免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决策，才可能走好走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高培勇： 说了那么多，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当中，无论是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还是谋划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思路，无论是提出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也无论是主张货币政策还要宽松，都要强调一点，一定要同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不同，一定要同2008-2010年的宏观政策的布局大不相同，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再次滑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陷阱。

高培勇： 为此，不断地警醒、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大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实在是十分必要的。引申一步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非以GDP规模和增速为中心，运行中所遇到的主要矛盾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既在需求侧也在供给侧，宏观政策的主线既需要强调需求导入，也不能忘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既需要宏观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此等等。要用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想、战略以及话语体系讨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绝不能如当年侯宝林讲相声的时候说“关公战秦琼”，在今天我们绝不能闹出例如“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

高培勇： 更进一步说，既然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契合经济发展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客观必然，那么，为此而承受短期的转换思路的痛苦，付出暂时的调整举措的代价就是值得的。相反，因局部的、眼前的问题而左顾右盼或改弦易辙是十分不可取的。所以，跳出短期的变化一时的困难而瞩目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大势和历史规律，从而坚定久久为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培勇： 总而言之在今天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告别惯性思维，不能身子进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脑子还停留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谢谢大家！

吴庆才： 感谢高院长。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稳增长”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相信，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更多更好的策略方案。再次感谢高院长！

吴庆才： 那么，国际专家又是如何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向我们分享了他的见解，下面请大家观看马丁·雅克的视频发言。

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 马丁·雅克： 非常抱歉我不能出席此次的中新财经年中会。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相当重要，希望此次会议充满思想火花，取得圆满成功。

马丁·雅克： 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事情值得思考。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引发了本国人的期待，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反响。我认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讨论范围一直在扩大，内容一直在发展，这始终是一件好事。因为有讨论就证明人们正在逐渐了解这个概念，并随着这个概念在发展、在改变，这很重要。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

马丁·雅克： 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在某些方面颇为前卫。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赶上西方，达到西方设立的标准，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真正开始赶上西方，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从世纪之交开始，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中国不仅仅是向前追赶，而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已经赶上或达到了西方最成功国家的发展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因为长期以来 “现代化”基本上等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但是中国通过走自己的路，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符合自身国情，显然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倘若离开了这种强烈的本国特色，中国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功。

马丁·雅克：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可以思考，也正在思考：“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马丁·雅克： 我注意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个月里持续升温，这常常是件好事，因为关注的人在变多，我在这里就一些讨论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马丁·雅克：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这个国家有关，也与中国的治理有关，这就是中国已设立明确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全面的工业体系，涵盖大部分经济领域，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覆盖。但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这其中当然包括美国，中国已经拥有这样的体系，未来也会一直拥有。中国也将发展出一个非常全面的经济体系，这将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马丁·雅克：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所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其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制定了长期性的雄韬伟略，它有这种能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马丁·雅克： 第二点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我认为中国的目标不是狭隘地实现经济和技术现代化，因为归根结底，现代化是为了人民，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达到很高的现代化程度，但是有极度不平等的问题，这或多或少就是今天美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GDP甚至人均GDP的数字，还需要关注人均GDP在全社会是如何分配的。我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议程，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步。因为坦率地说，放眼全球，不平等问题在不断恶化。自1980年以来，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改善，所以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成功地解决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吗？我认为不是。中国政府正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马丁·雅克： 第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看看现代化的历史，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的现代化，就与通过殖民化进行的一种相当新的压迫形式联系在一起，世界从何时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我认为“现代化”这一概念当时只是西方列强的专利。第一批是英国、德国，然后是其他一些西欧、中欧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包括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换句话说（西方语境下的）现代化确实曾是西方世界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没有资格参与，被排除在外，这就是殖民化的整体逻辑，就是为了防止殖民地与宗主国竞争。

马丁·雅克： 因此直到20世纪下半叶，整个现代化的历史都是排他主义的历史，建立在压迫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基础之上。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它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机遇，它有着独特的方法论，不同于古老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模式。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85% 。这些国家一步一步进行自我革新，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换句话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

马丁·雅克：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我认为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可以重拾增长的趋势，并像之前一样发展。我知道最近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高质量发展上。当然，这很重要，这和生产力、劳动技能等等息息相关，但不要因此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看看人均GDP数字，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增长本身依旧非常重要。我强烈建议，在未来还是要继续强调经济增长和其他问题的中心地位。

马丁·雅克： 我认为中国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因为它的创新实力非常强大，我认为还将变得更强大。因此，在经济的关键领域，我认为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可能会提高，对任何经济体、任何领域来说，相关的计算都绝非易事，但我认为中国应该能够做到。但正如我所说，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

吴庆才： 感谢马丁·雅克先生的精彩发言，他从欧洲学者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打破过去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垄断进行了精彩阐释，我们期待马丁·雅克先生继续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

吴庆才： 接下来，有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军发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军： 尊敬的陆军社长、尊敬的井泉主任、尊敬的培勇书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参加2023年中新财经年中会议。今天我主要围绕“全力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大家做个交流分享。

胡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胡军：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过去的十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可再生能源发展全球领先，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这里有一组数据：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由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2年的29微克/立方米，达到中国35微克是良好，已经全面达到良好的水平；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7.9%，在国控和主要省级断面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5%。

胡军： 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多个“第一”。例如，我国已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风电、光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也就是碳汇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胡军： 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步复苏，但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同时环境质量也有所下降，绿色低碳发展成效尚不稳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胡军： 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仅为3.6％、4.0％、6.0%，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7%。与此同时，1—5月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同比也略有下降，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0%，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3.0%，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扣除沙尘因素的PM2.5和PM10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上升8.6%和13.6%。

胡军： 此外，在重点行业企业逐步恢复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减污降碳工作过程中仍面临机制不完善、技术支撑不够、激励性政策不足、经营难度增加等困难。例如，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能源安全供应与减污降碳之间仍需加强统筹，火力发电企业深度调峰时煤耗明显增加，机组启停、低负荷运行更加频繁，造成环保设施无法稳定运行，对污染物达标排放造成较大压力，容易对企业经营和电力保供造成不利影响。

胡军： 与发达国家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再控制碳排放的老路不同，中国目前既要减污，又要控碳，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国外。例如，今年5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正式生效，目前有过渡期，对我国短期内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对长期来讲影响非常大，也对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和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新的挑战。

胡军： 当然，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如何努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是我国实现后发优势的重大机遇。

胡军： 下一步，我们将遵循减污和降碳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坚持先立后破，多方面共同努力，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为关键，以优化治理路径为重点，以政策协同、机制创新为手段，坚持系统观念，突出协同增效。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注重创新引领，鼓励先行先试。扎实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创新，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胡军： 一是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研究建立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目标为导向的产业准入及退出清单制度。加强生态环境准入管理，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同时，扎实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能源供给体系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胡军： 二是推进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生态建设等多领域协同增效。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工业领域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全流程绿色发展。加大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公转铁”“公转水”，加快新能源车发展。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多措并举提高绿色建筑比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提高生态系统碳汇与净化功能。

胡军： 三是提高大气、水、土壤、固废等污染防治领域协同治理水平。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行动。推进水环境治理协同控制，大力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协同控制，鼓励绿色低碳土壤修复。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协同控制，加强“无废城市”建设。

胡军： 四是开展区域、城市、产业园区、企业等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区域、重点城市群等探索减污降碳有效模式，助力实现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目标。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加强城市建设、生产生活各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推进能源资源的集约节约高效循环利用。推动重点行业打造减污降碳标杆企业。

胡军： 五是强化科技、法规标准、管理政策等支撑保障。推动大数据、数字化、信息化等绿色赋能。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完善碳市场功能，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和交易主体，加快制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有关技术规范。健全排放源统计调查、核算核查、监管制度。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碳计量等规则制定。

胡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关我们的未来福址。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奋斗，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就讲这些，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吴庆才： 感谢胡主任。保护与发展并重、生态与经济双赢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正是当下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胡主任的分享为我们找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绘就坐标，为共同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参考。

吴庆才： 此次活动，我们还邀请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请大家观看他的视频发言。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斯蒂芬·佩里：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实现现代化的方法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筹划，将许多不同的问题都纳入了考虑范围。世界上大多数的现代化 即使是计划下的产物，也是企业一步步采取措施扩展版图不断发展的结果。最终，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没能合理统筹从而形成了无序发展。

斯蒂芬·佩里： 中国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达到了一流的现代化水平，这在世界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和合理布局，并且每个阶段的实施也都在有效的监督下，以便及时进行调整。因为世界上也是第一次出现中国这种现代化进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之后会如何发展。所以中国政府明白，每一步发展都必须精细规划，群策群力来调整计划。例如农业机械化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需要200到30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花了不到40年。

斯蒂芬·佩里： 所以我认为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吗？我认为大家必须知道中国共产党非常实干、非常睿智、非常勤勉，认真倾听人民的需求，党从人民那里听取意见并且积极回应民意。中国共产党明白自己必须紧密联系人民才能确保正确的方向。

斯蒂芬·佩里： 如果看看过去30多年的情况会发现，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进程非常满意，他们适应了这些变化。农民开始进入城镇谋生，刚开始可能觉得有些难以适应，但如果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会找到在城里生活的好处，也会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会活得更快乐，生活也更富足，所以人民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

斯蒂芬·佩里： 我们正在谈论的一些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未见的，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感兴趣。中国共产党非常有能力充分用好资源来做正确的事，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看非洲、看看亚洲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想要效仿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成功，就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如果这些国家愿意学习并且稳步向前推进，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可以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而无需等着外国大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然后按照各自的商业计划自行其是。

斯蒂芬·佩里： 因此，中国的方法更多地是依靠人民来推动现代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来采取行动，这对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即使是发达国家现在也遇到了危机，他们将会学习中国的现代化方法。

斯蒂芬·佩里： 欧洲要想解决其发展速度与亚洲发展速度之间的落差，欧洲就必须更加努力在技术、农业、服务业和教育等多领域提升自己的能力。当我与欧洲的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毫无意识。除非欧洲的高等教育开始思考如何自我革新助力实体经济，否则中国将会进一步赶超。

斯蒂芬·佩里： 在中国，金融业被认为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在西方，实体经济却已经有些失去了控制。金融服务业衍生品太多冒险，投机太多。当他们意识到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时就会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想了解中国的医疗卫生产业，当他们想要学习先进的养老金运行体系时他们会看向中国。他们为什么要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过去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才做到的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就像中国此前做的那样。改革体制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学习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就会获得成功，变得强大。我们不一定需要改变经济制度，也不一定需要改变政治制度，但我们仍然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

斯蒂芬·佩里： 总之，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在欧洲，如果我们不接受中国正在高速发展这个事实，那将给我们自身带来问题。西方和中国有很多机会实现互利共赢，但前提是西方国家必须也行动起来，以和中国相似的速度发展起来。

吴庆才： 感谢斯蒂芬·佩里的精彩发言。佩里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发展，也是中新社的老朋友，正如他刚才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合理布局和群策群力，可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

吴庆才： 下面，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作主旨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尊敬的陆军社长、孙主席还有高院长，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想谈一下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张燕生： 首先，大家都非常熟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是我们讲的大国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讲是刚才培勇院长讲到的，必须要跳出惯性思维，就是它必然会涉及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在思考每一件事不仅仅从中国自身发展去思考，而且要从它和世界互动关系上思考。我觉得这对中华民族以及在座每个人都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时间关系我不讲具体的案例了。

张燕生： 第二个内涵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不平衡战略起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带来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发展？从中国的最佳实践看，凡是能够既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解决效率，又能够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解决公平问题，这两件事解决好的地方都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去进一步地讨论这些实践。

张燕生： 第三个内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在开始前，也就是我们跟陆军社长、孙主席、培勇院长在休息室聊天的时候谈到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走多长的路，这个路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要解决经济现代化。第二步要解决治理现代化。第三步要解决文化、文明现代化。因此各位嘉宾有一个共识，它是百年征程。

张燕生： 第四个内涵就是我们要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成为了普遍形态。

张燕生： 第五个内涵就是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讲要跨越三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不是必有一战，怎么能够用和平发展道路和方式实现中华复兴。第二个陷阱是萨缪尔森陷阱，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必然会动那些列强们的“奶酪”，就是他们核心的科技、核心的产业之核心的优势。第三个陷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全球治理赤字的陷阱，就是中央讲的世界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是老大不负责老二还不能负起这个责，全球就会乱，因此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世界会不会回到一战前，会不会回到二战前，要避免应当做什么。

张燕生： 我们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实践，现在面对什么困难？这个地方我就讲了苏州的案例。可以看到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优等生现在面对着很大的转型之痛，怎么办？调查研究发现，当国内国际都发生深刻变化，外向型程度比较高，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外资外贸的比重比较高的地方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大，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腾笼换鸟，对我们这些过去的“模范生”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就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张燕生： 1、苏州外向型模式像昆山、太仓过去40年是为中国从离岸制造到在岸制造到全球制造探索出了一个新模式。下一步呢？昆山和太仓能不能创造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离岸制造模式，能够像台积电这样进入到高端制造？能够像很多跨国公司那样进入到高端的生产性服务、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经济？能不能从过去嵌入式接包改变成主动全球发包，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新模式？

张燕生： 2、过去40年共的内生性的增长模式像吴江、张家港，下一步培养了三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地方能不能进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就是能打造硬科技的新实体经济，完成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这种转型。

张燕生： 3、过去40多年创造了科技创新新模式的工业园区高新区，下一步能不能够十年磨一剑，能够进入到长周期、大投入、产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领域，能够探索新型的研发机构，探索新型的举国体制。

张燕生： 因此突然发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所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需要新的最佳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站在一个历史性变革的新时期。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过去40年，我们有两个最佳实践，一个就是1992年的南方讲话，一个就是2001年的入世。这两次最佳实践它的共同点就是推动了全面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放。

张燕生： 国际上也有两个教训，一个教训就是日本在1985年希望借外力推动日本经济转型，失败，最后付出了30年经济停滞的代价。还有一个教训是前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这个角度对中国来讲，我们要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张燕生： 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前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最重要的是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总书记有一段话讲数字经济，我理解有5个要点： 第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实体经济。 第二，方向是要推动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重点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产业数字化。 第三，衡量的标准是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 第四，核心的衡量是能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第五，要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的作用。

张燕生： 现在大家谈的最多的还是中美的竞争，有一项研究表明，中美在基础技术上差距确实是很大，新基建上中美差距就明显缩小，在应用场景和平台，中美开始进入到并驾齐驱的水平。连接终端消费中国实现了赶超。因此我自己通过这项研究一个很深的想法是要从实际出发，不求最先进，求最适宜，不求最优解，求满意解；在基础技术上跟上不掉队，在新基建上加大投资追赶；在应用场景和平台上开放竞争；在连接和终端消费上扬长避短，也就是我们不去跟美国比最先进，不去比原始创新，因为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从自己的优势出发，扬长避短，我相信中国一定不会缺位第四次工业革命。

张燕生： 最后一句话，现在我们很像美苏冷战时期的1957年，也就是斯普特尼克卫星上天，使美国意识到在航天上落后了，最后美国采取了两个战略，第一是全面振兴美国的科技；第二是全面推动美苏科技脱钩。现在我们也是站在斯普特尼克契机，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握机遇，这个对我们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确确实实站在一个百年复兴、百年中美竞争的门槛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真正能够把握住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和前景。谢谢大家！

吴庆才： 感谢张燕生首席研究员，正如您所说，中国式现代化要走三条路，还要跨越三个陷阱，它是一个百年征程，当前我们需要新的最佳实践，尤其在面临可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更需要把握住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 刚才几位嘉宾从多个维度为我们阐释了，推进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而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在方向上“走对路”，更要从“头脑”里转思维。 感谢以上几位贵宾的发言。

吴庆才： 下面将进入青年圆桌会环节，请我的同事冰洁继续主持。

单冰洁： 感谢吴总的精彩主持，感谢各位发言嘉宾的精彩发言。在青年圆桌会开始前，请大家观看一段来自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栏目的短片。短片中，有来自美国、英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高质量发展如何成为现实等话题进行了阐释，请看大屏幕。

单冰洁： 感谢各位的观看。青年人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青年学者是推动新时代创新发展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的思考和看法，也有着更加特殊和深远的意义。

单冰洁： 接下来进入青年圆桌对话环节，下面我将把话筒交给《中国新闻周刊》常务副总编辑周锐主持，参加对话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三位青年经济学者展开对话，聊一聊青年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常务副总编辑 周锐：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邀请到吴萨老师、夏乐老师、万喆老师，这都是我们中新社的老朋友，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如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在中新财经的年中会上，我们不妨从中新财经的报道出发来展开讨论。

周锐： 大家如果最近打开中新网搜索“汽车”两个字，会看到非常多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闪耀上海车展”“中国汽车逆袭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位”，今天有很多记者朋友在现场，相信大家现在写高质量发展的稿子，很多时候会想到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作为支撑高质量报道的一个案例。 就我个人来说，我记得在不久前，大家谈到中国汽车产业的时候还是调侃居多，认为怎么都扶不起来。但一下子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更是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首先请问吴老师，为什么中国汽车产业突然就行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有哪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萨： 我谈点个人的看法。新能源汽车是很大的热点，新能源汽车的崛起绝对不是孤立事件，它代表了我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升级的方向，所以把新能源汽车拿出来“解剖麻雀”，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自己感觉新能源汽车能够有这么重大的发展是抓住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关键因素。

吴萨： 一是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产品质量提升进步到自主品牌构建的阶段。中国是全球制造业门类最完整的国家，经过多年发展制造业水平并不低。耳熟能详有很多国际大品牌，其内在很多关键部件都是中国生产的，比如苹果手机大部分组件在中国生产。但是我们只能拿到苹果整个产业链附加值上很少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生产它的零部件，拿不到它的品牌溢价，因为不是自主品牌。我们和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说，产品质量有一战之力，但没有自身的品牌，所以就不可能在产业链上走到中高端，永远是别人下游的东西。 新能源汽车给我们带来新启示。在新能源汽车上我们走向全球，不是做代工、不是做组件，而是自己的品牌。比亚迪、极氪很多品牌走向海外。我们自己不仅能有最好的产品，我们还要建立全球化的品牌。

吴萨： 二是有自己自主独立的技术，电池、“三电”，包括很多新能源汽车技术上我们都在全球领先。包括特斯拉进入中国也用我国的电池，完全可以支撑国际一流企业，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技术，技术是立身之本。高质量发展，不能没有自己的技术。 三是它代表了智能化、绿色化、网络化的方向。要是走向制造强国，产品一定是有前瞻性的。新能源汽车在全世界讲“双碳”的时候是具有代表性的，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是能开的车、不仅是运输工具，它还是一个智能交互空间，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四是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还因为内地有广阔的市场，我们的制造业新格局，首先要有自身足够大的市场才能支撑作为一个大的产业，才能更好为它走向全球服务。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别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产业重要的支撑，自己有大的市场，这是对我们走向制造业高端化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总的来说，从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探索出很多值得思考和破解的东西，今天先谈这点自己的看法，抛砖引玉。

周锐： 因为看到中国新能源车成为全球出口第一的时候很多人很感触，很多年前大家在谈出口的时候还是谈我们用多少衬衫换别人的飞机，但现在我们是制造业强国，制造起来了，随着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会不会带来中国外贸和出口的高质量发展呢？万老师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传导效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万喆：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制造中的“新三样”，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在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这三年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在全球的汽车出口大国中不断跃进，第三名、第二名，按照第一季度的趋势今年可能成为第一名。从汽车工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三样”出口发展可以明显看到，里面凸显出为什么需要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趋势的必然性。

万喆： 第一，说明我们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汽车工业上能够看得很清楚，上世纪50年代中国起就有了一个汽车大国之梦，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我们起起伏伏，但回过头看每一步都不白走。现在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有很多人说是弯道超车，我个人觉得其实从历史整体看没有什么是弯道超车的，而是都是你在直道上有足够的积累以后，遇到了一个历史机遇，历史转折的机遇才能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过去在汽车上，比如汽车的发动机等等，现在换成了电机电池和智能化，然而这些电池、风能光伏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整个市场的预备，中国制造还有装备制造不断的进步和履新，才能达到今天这一步。所以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在今年上海车展上，全球各大车企的高管纷纷表示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已经改变了全球的汽车制造和汽车产业以及汽车市场的格局。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汽车制造像新能源汽车整体发展一样，高质量发展本身也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走到这一步是有很多积累的。

万喆： 第二，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所趋，它是必由之路。因为我们看到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会发现，它不是孤立的事件。比如前两年国潮的兴起，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到化工、到所有行业都存在着一个无论从0到1，从1到10，从10到100，在品牌建设、品牌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上都有所提升。看到高端科技行业，包括航空航天、远洋轮船、LNG船等等，这方面也有所突破。所以它是历史所趋，在历史潮流中我们看到了“新三样”，但不只是“新三样”。所以，它是体现在整个潮流中的。 第三，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为未来所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航空航天、汽车上已经有所准备，但是那时候限于资金所限、经济发展动能相对欠缺，所以对技术的开发能力有所不足。90年代，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资金预备越来越充足了，所以现在能够看到经济和技术互相带动。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必然走向技术要领先，技术要突破，为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及为未来国际竞争做出更多支撑的这种状况会出现。 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也是为未来所备。

周锐： 谢谢万老师。虽然我们习惯于用弯道超车描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但通过万老师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周锐： 我们复盘中国新能源车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大家觉得有大量的车企在骗补和抄概念，但竞争加剧，很多人认为是特斯拉进入中国后产生的“鲶鱼效应”。夏老师，您作为外资方面的代表，如何看待特斯拉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的“鲶鱼效应”呢？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我可以从外部观察中国电动车崛起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观点，不仅是我们自己在做电动车的研究，而且很多外资的机构也包括一些学者也在研究中国电动车的快速崛起。三年前，我们都没有想到中国电动车可以发展这么快、这么好。我看到很多人讲，特斯拉更像是一个催化剂，或者是“鲶鱼效应”，它不仅没有把中国小电动车制造商吃掉，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活力。通过很多外资研究分析，其实这要归功于中国的大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原因在于中国消费者对于这种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电动车厂商在国内激烈的拼杀下，自己能够在价格可控的基础上做到品质非常好。对我来讲，作为经济研究者也感到很欣慰，说明我们未来的消费升级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大家还是希望有品质的享受。

夏乐： 另一方面，大家看到了特斯拉本身的引进带动了很多相关的企业的发展，上下游企业慢慢也成为了一个品牌。特斯拉来了以后，我们有很多企业提供配件电池，都和它形成了一定的协同效应，所以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在过去三年时间中用“井喷”形容也不为过。我们可以在这里总结出什么经验呢？刚才两位说的很好，在中国本身的制造业汽车工业的基础，电池技术的突破，包括在新能源方面我们是先行者，包括在欧洲，他们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新能源的尝试了，但是从宏观上有两点值得思考。

夏乐： 一是特斯拉的引进和之前我们推的负面清单很大的关系。我和客户讲，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负面清单当然有效，特斯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以前说负面清单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特斯拉就进来了。无论如何，在引入特斯拉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引入了这么大的一只“鲶鱼”把我们的市场搞乱了怎么办，但经过分析他们还是大胆做了，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地方政府是有很强的能动性的，也有很强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大家说要持续的开放，要有高质量的开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两点要坚持下去。

夏乐： 一是对负面清单如何吸引海外高质量的投资要坚持下去，二是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他们是非常有能力，能够做好这些事的。所以，大家不仅仅要看到全国一盘棋，也一定要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

周锐： 谢谢夏老师。夏老师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从产业层面的分析进入到治理层面的分析，下面我们从治理层面专门谈一下新能源汽车的问题。 第一个是万喆老师刚才提到的外贸出口的新三样，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尤其是光伏和新能源汽车有长期的产业政策支撑，吴老师，您如何看待产业政策支持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吴萨：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产业政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争议，完全的市场经济就不应该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对一些产业经济扶持，对没有扶持的经济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主流经济学很多人不赞同这件事情。

吴萨： 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需要着重发展一些产业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产业政策在助推很多产业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国一贯重视在产业政策方面有重点、有方向的推进一些产业政策。不管是光伏、锂电、新能源这些新三样，都受到了产业政策很大的支撑。我查过，国务院的对新能源汽车有很重要的规划政策文件，2012年就颁布了，当时我们的技术还远没有到今天的水平，当时还有点在实验阶段，需要通过补贴来做。大家回想一下，2012年前的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汽车没有竞争力。但是，如果没有从2012年到现在长期的投入和研究，不会突然一个产业就出来了。在它前期处在幼稚阶段和政府的帮扶阶段，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助力，企业怎么去投？它也活不到今天的，所以一定要用好产业政策这个武器，不能多用，不能什么都用产业政策搞，那政府的手就伸的太长了，但也不能完全坐视不管。所以，我们不管从规划还是政策来说要做好一定的前瞻性，要看准大趋势、方向，要看到很多产业在前期，很多国家都会给予一定的支撑和支持，它和传统的天生就不处于竞争地位，技术需要研发、市场需要培育，这时候是产业的发力阶段。所以，我个人感觉，对产业政策来说是前瞻性布局，扶上马，送一程，到一定的时候果断退出，让市场最后成为决定竞争的基础性力量和决定性力量，这样的产业政策才是使得一个产业助推它发展的好的政策工具。

周锐： 正如吴萨老师所说，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回顾中国光伏可以发现，最开始中国发展光伏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度电成本那么高，怎么能够在市场立足？但我们通过制定一定的补贴并逐步退坡，在前几年就真的实现了光伏技术迭代后的平价上网，所以，我们看到了产业政策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硬币的一面是产业政策，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开放。上海当时引入特斯拉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我们提供贷款，或者以上海速度迅速把厂建好了，但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中国第一家全外资汽车厂，在此之前不管是奥迪、宝马来到中国都要合资，但从特斯拉开始我们放开了汽车制造的这样一个门槛，就是负面清单。请问一下万老师，在未来制度性开放还有多大的空间，对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可以做出哪些支撑呢？

万喆： 未来的空间是会更大的，尤其我们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后，为我们过去所说的所谓产业政策也好，政府支持也好，政府与市场多重合作的功能契合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刚才说到产业政策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包括政府补贴，如果把税收减免放在某个行业里也可以算是一个产业政策，对于一个具体产业或者具体产品的扶持也可以算作产业政策，但如果把宏观的都包括在内，就会发现，第一，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上，其实从来都没有少过产业政策的身影。无论是日本的产业省，专门有一些产业政策的出台，包括当时对它的汽车行业。即使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好像是新自由主义占上风，但还是对美国的比如航空航天产业有一些政策补贴。像克林顿时期也仍然专门发展了五大战略支柱，从宏观来看也是产业政策。在奥巴马时期，也提出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是在特朗普之前就提出来的。如果这么看，发达国家在他们无论是工业化现代化或者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基础上，都一直在运用产业政策，这一点上我们不用过于避讳，觉得我们的现代化不能用产业政策，我觉得不用这么敏感。

万喆： 第二，产业政策过去是为我们发展多个行业产业，为很多产业的升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有很多产业，包括航空航天，包括波音，包括空客有没有在欧盟、美国用到产业政策呢？绝对是有的，包括国防部给他们的合同，有一段时间波音17个月没有拿到合同，最后美国国防部给了它合同。有一些产业可能有巨大的外部效应，在短期内不能实现公司运营的利润，因此还是需要有一些外部的支撑给它，最后才能看到它的产业链上下游的牵动是非常巨大的，对宏观经济的支撑是巨大的，所以需要有产业政策。现在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还要有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也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需要以高质量为基础，未来我们的产业政策空间是打开了，因为我们的产业门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而且对全球的影响都越来越大。包括我们看到“新三样”，还有“一带一路”上绿色的支持，实际上都处于一个产业、技术、规模在全球比较领先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放弃过去对高速度的这种追求，而是转向对于产业政策高质量的追求。

万喆： 高质量追求打开了空间，一是要更加精准，二是要更加精确，三是要更加精细，产业政策不能说是满地撒豆的情况，而是要有前瞻性、战略性，选出哪些行业产业的外部性比较明显，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支撑是比较有用的，这是一点。 在产业政策的运用上，产业政策并非一定就是一个单纯的补贴，而是可以完全跟市场化的机制相结合的，包括光伏和新能源，在一段时间的补贴之后，实际上还是要把它推向市场，让市场对它进行优胜劣汰的。美国对于新能源的补贴，在前十年也是非常不少的，在未来要更加精细化，而且要更精确在哪些行业上，到底应该对它进行怎样的支持，所以，未来应该说在高质量的基础上，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但是要求却变得更高了。

周锐： 万喆老师今天给产业政策正名了，不要跟着外媒说有产业政策就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经过万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在欧美产业政策也是通行的做法，关键是如何精准、如何适度，如何实现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除了产业政策之外，还有制度开放，我们想追问一句，夏老师，作为外企如何看中国下一步的开放，对中国下一步的开放有哪些期待和认为现在还不够的地方？

夏乐： 我从外企的角度看，如果看现在中国开放的力度，普遍认为在文件方面是完备的了，无论是负面清单还是一些地方政府，跟他们去聊，他们都是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积极欢迎外企在当地进行投资。因为我是做金融行业的，所以会接触到很多海外客户，真正从海外客户的角度来讲，目前对于中国的担心，其实是对于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升温的担心，原因在于现在看到美国对中国有关税，如果一个海外企业投资到中国，突然之间又被征收关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是不可控力，这些确实是很重要的东西。

夏乐： 另一方面，在当地政策的落地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给出的条件太好，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有一些变化。我们在想，包括和客户也在聊，如何能够让大家更有信心投资中国。一方面是要做出一些样板，比如特斯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样的榜样一个还不够，应该有更多的行业能够给我们更多这种榜样。如果想吸引人家进来，就要让人家容易出去。我们都想钱进来是最好的，在我这里投资。但事实上很多企业考虑的是钱进去之后能不能出来，有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投资不投了，或者投资成功或者失败，失败的时候就会撤出。如果在进入和撤出时的行政手续能够进一步简化，能够让大家看到，投进去，万一失败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也可以很顺利的退出来，这也是会增加外企对于投资中国的信心。

周锐： 谢谢各位老师，其实我们在这里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做了一个小结，就是治理层面，一是要有精准政策进行扶持，二是要敢于扩大开放和勇于竞争，三是把政策落到实处，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会选择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产业来作为讨论的第一个各环节，是因为在上海车展的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令世界感到震惊，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媒体报道的比较，看国际和国内媒体怎么报道的，有很多细节。

周锐： 纽约时报注意到以前车展时，中国的汽车品牌往往喜欢在宝马奔驰等外企品牌的旁边争抢展位，才有流量。但今年这样的情况倒过来了，都是宝马奔驰想来到中国品牌旁边，因为只有他们有电动车，他们（外资品牌）是没有的。 法新社的报道更有意思，除了讲中国新能源品牌很厉害之外，还恶心了一下德国人，他们说场内到处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以及焦虑的德国人。 当时我们中新财经也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们写到在比亚迪等中国品牌的展台上，可以看到大量的外企高管的身影。由此，可以看到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周锐：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同样来自一则中新财经的新闻。 中新财经6月6日报道，首艘国产大邮轮顺利出坞，7-8月将进行第二次试航。有的人很好奇，因为不了解这个行业，为什么一艘船试航这么重要？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在造船业有三颗“明珠”，一个是航母，一个是LNG液化天然气船，一个是大型邮轮。我们能够把大型邮轮造出来，意味着把中国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全部都摘下来了。今天闫主任也在场，这正是我们中船做的一件事情。 由此，我们问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否意味着必须要提高高水平的科技，让我们自立自强？

吴萨： 这个问题说的特别好，讲到邮轮的问题，当时央视专门采访过我，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最近我们成就也很多。 我自己想和大家分享几点感悟，这件事情对我的感悟特别深。 一是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对我们的意义有多大，对我们整个发展有多么重要。现在大家如果关注到“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的第一篇都是创新，我们往前看，如果在“十二五”“十一五”的第一篇都不是创新，而是产业方面的东西。现在发现产业要发展，其实源头特别是这个阶段最后比拼的不是工匠、设备，而是比拼创新能力，创新才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个理念现在越来越深。特别是进步到这个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时，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内生动力首先是创新，一个没有创新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去提高质量发展的。

吴萨： 二是讲创新，它真正的创新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发现创新的能力和本钱是在基础研究阶段，我们五年规划现在把基础研究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表象不在基础，实质在基础。人类正面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些年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新技术、新东西层出不穷，一年一个，今年ChatGPT，前年是元宇宙，再往前是区块链，一个个新的、以前都没有听过的名字层出不穷。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词都来自于美国，并不是美国人会造新词，是因为他们的基础研究到了这个阶段所以能够开出不同的花和果。而我国在制造阶段、在应用端和国外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了，再好的东西，现在只要给我们技术，我们都造得出来，我们的工匠和能力是强的，我们的火箭也能上天，我们也能探月，也能去火星，现在差的是在基础研究上，物理、数学、化学这些基础的东西是我们必须要补短板的时候。

吴萨： 三是做到这一方面的自立自强，最关键最核心的是人才。二战时有一部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当时丘吉尔说整个英国这么大，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保卫，就是那些飞行员，因为当时他们处在战争的最顶端。这些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不是靠人海战术，人多没有用，靠的是顶级科学家和顶级人才。历史上有这样成功的经验，钱学森回国，美国人说他顶五个师，这种说法是小儿科，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顶五十个师也不为过，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两弹一星”，那是五个师能换来的吗？所以，远远低估了这种顶级科学家改变一个国家的力量。

吴萨： 我国国家最重要的自立自强首先要在人才上有这种顶级的科学家、顶级人才才能支撑，所以在这方面必须谈中国的人才，二十大报告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在这个领域一定要有大的突破，要给予全世界最宽厚的政策、最好的条件，去吸引最顶级的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人才来参与我们国家的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和国际化不矛盾，任何一个科学都是从某个国家某个科学家研究出来，但它的成果和影响是惠及全世界的。所以，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世界科技进步、为人类过更好的生活去贡献自己的中国力量，是为世界过的更美好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以后要成为科技强国，我们有增长、有义务为世界科技进步、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贡献自己中国的力量。谢谢。

周锐： 谢谢吴老师，其实我们科技自立自强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在造船业上就非常明显，因为前几年中国造船业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想要订单你得来中国，想要赚钱你得去韩国”。随着我们技术的提升，意味着我们可以跟韩国在高端造船领域展开这种互相的比拼，我想问万老师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大家可能理解的是修好内功，随着修好内功以后，是不是意味着在一些高端的领域也需要到国际上参与竞争为自己争取产业的空间呢？

万喆： 我觉得肯定是需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修好内功其实本身并不是排除国际的修好内功，而是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快速的基础上、条件上的修好内功。过去我们也能够看到，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说整个中国市场拥抱了世界，所以我们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在科学技术、人才包括管理经验的发展上也借鉴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也能使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走完他们更长时间内需要走过的道路。因此，目前来看总书记也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所以我们在未来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的大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实际上还是需要更多的开放和包容做底色，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万喆： 第二，昨天我去参加了达沃斯论坛，李强总理也进行了主旨讲话，他昨天演讲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讲企业家精神，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产业政策的“三个精准”，可能就要更多地使得市场，尤其是企业为主体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迸发，因为仅仅以政府为主体来进行产业政策的扰动，其实只是一个方向，它所做的目标和对象还是整个庞大的市场，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讲到的，整体的突破和创新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它不会从一个点就突然的爆发了。如果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其实有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规模在不断地进行积累，最后才有一些点爆发出来，这是我们的经验。目前的状况下，包括产业政策的精细化就是要使更多的企业或者是市场的主体更有动力去迸发企业家精神，使得企业更有活力。无论他们在资金的融通还是在人才的培养，还是在管理的规模上应该说都是枝叶散开了以后更加庞大。我想我们国家有14亿人，能实现全民活力的动员就是未来创新源泉的基础，这个庞大的基础才是我们未来能够进一步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是做大、做强、做得更好的基础。

万喆： 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不会少，只会更多。但同时我们看到也是要统筹合作与斗争，尽管我们看到了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要以更大、更广博的胸怀进行更多合作进行回击。比如说“新三样”还有三大船业的明珠，本身就是我们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这才能证明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市场化的竞争，我们的实力是真正的实力，首先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万喆： 第二，有充分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有更多的切磋和磨合，我们也有更多的合作，乃至“一带一路”上的互助、支持、与第三方合作，也使得我们又进一步得到更多的包括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也是进一步的进步。 第三，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创新往往都是在碰撞之间完成的，如果说你的思维不够开放就难以有碰撞，没有碰撞有的时候创新的火花就不会产生。 未来我觉得我们来推进创新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地进行碰撞，才会有更多创新的火花。汽车行业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弯道超车呢？是因为我们有碰撞的火花，不服气、也不服输，同时我们在竞争的道路上一直在往前走，才有今天的“新三样”。 我认为在科技创新引领的精神指导下，未来在国际竞争上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竞争虽然会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的参与度也会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也会更有意愿去参与。

周锐： 谢谢万喆老师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碰撞，不管我们刚刚讨论的是新能源车还是第二个讨论的造船都带来了碰撞，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导致中日甚至于中德在新能源领域肯定会造成碰撞，造船业直接碰撞的就是韩国。我想问夏老师碰撞增加了，如何管控竞争以及未来如何寻求对外的合作？

吴萨： 其实金融业对实体经济一直在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其实金融业本身的诞生就是伴随着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产生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个产业，所以它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本身是伴随而来的。但是新能源相对于其他产业又是更年轻的一个产业，它是先有实体再有金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更年轻，在建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金融业与经济是分不开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才有了相应的监管制度，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吴萨： 从最近这些年来看，我们监管机构改革上至少进行了五六次大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从人民银行最后拆分出一行三会，现在又并成银保监会，并成金融委员会，一直有变化，而且它的变化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看清楚它变化的一条主线、主脉是没有变的，其实我认为就是两件事。

吴萨： 第一，是怎么样加强这些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配合，使得它能在兼容中形成合力，既不要越位叠加的监管，也不要空档产生很多金融的漏洞，给这些违法甚至是不良主打的空间，因为金融一旦形成这样的空间，带来的影响是很难预见的，因为金融既ToB又ToC，牵扯到每一个人而且（问题）都很大，所以一定是完善监管体制，形成协同合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改革的一条主线。 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怎么样让金融机构通过监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撑经济的增长，现在当然是更好的支撑高质量的增长，因为经济的结构阶段也在不断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作为监管方也要相应地做出改革，改革永远在路上，一定要随时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适应现在整个的发展、变化。如果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于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改革，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它的输血能力是要存在问题的。金融的改革一定要匹配甚至我个人觉得还要适度地超前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因为监管机构的改革一定是指挥棒的作用，背后带有大量的政策含义。

吴萨：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轮改革，强化党的领导，强化了协同监管，强化了支持实体经济，强化了对要素市场改革。中国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很重要，在商品市场的改革相对比较充分，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顽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快建设统一市场，加快金融机构改革，资金是典型的一种要素。在这方面的改革我相信通过这一轮的改革，一定能够使得我们的金融监管协同性增长，各项要素推进，为实体经济的增长做好生产性服务的功能，助推整个实体经济、助推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周锐： 除了要服务实体经济，其实监管对金融业的要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底线管理，就是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说硅谷银行、瑞信等金融风险事件，想问一下万喆老师如何看待金融业能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及未来我们怎么做才能确保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万喆： 我觉得前一个季度尤其是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包括硅谷银行，包括百年老店瑞信居然就这样破产掉了，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世界震惊的事情，对中国来说，未来金融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支撑能力应该是越来越凸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做好风险防控，尤其是要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能让它发生，我觉得要从这几个层面来做：

万喆： 第一，还是要做好监管的“正位”，防控金融风险。监管的“正位”，我觉得包括了刚才说到的穿透式监管、职能监管，实际上目前金融系统中除了机构改革以外，一些细节，包括MPA考核应该说都是在不断推进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金融空转。在整个系统中，在全球，我们都看到了很多金融风险的出现可能都还是因为出现了所谓的“金融空转”，也就是说它的债务水平过高，资金的流出流入实际上已经越过了我们所说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些功能。不但会给整体的债务未来带来极大的风险，而且我们也会看到现在欧美面临着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一些依赖于金融服务的国家，比如说冰岛和其他的国家就有可能比较快地受到打击和牵连。另外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它的实体经济的成长跟金融行业其实不是特别相匹配，金融监管能力也比较差，在前面的这几十年里我们看到拉美国家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一旦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波动，它可能马上就会受到打击。还有汇率的风险等等。在这些方面我觉得目前无论是央行还是监管机构，应该说在这些风险点上都有了充足的认识，未来监管还会进一步正位来防风险。

万喆： 第二，金融的改革还是会进一步地加深，以进一步促进我们市场要素配置的优化。我们也都知道，金融市场实际上会使得要素的配置更优化一些，但是它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我们看到风险的同时要知道风险本身就是跟金融的出现相伴相生的。一方面我们要防控它，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是零风险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金融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了近几年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走得更前一些，上一个月存款利率又下调了，这实际上应该说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步就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涉及到居民的存款，涉及到最核心的利率的安全。所以，这一点上前面先有了贷款利率的市场化，LPR等等，现在存款利率在2021年的时候发了相关的文件，因为做好了一定的准备以后，存款利率、基准利率，才开始以更市场化的方式出现。到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前段时间几大行都已经开始有存款利率的下调，也是进一步为贷款利率的下调打开了一个空间。另外我们也知道贷款利率的下调也是为企业贷款让利。我觉得未来这部分金融改革的步伐不会停下来，还是会进一步推进，还会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过去息差比较高，吃利息差的一种方式可能会渐渐地越来越走入尾声，我想夏乐可以谈一下，我们看到欧美银行的中间服务是越来越好了，未来我们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市场化的配置。

万喆： 最后，我还是觉得咱们在金融整体的发展中，未来还是要进一步地吸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多的人才，也要跟国际的监管相一致地进行一些对接。另外，在绿色标准化上，表现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市场上实际上要做更好的标准化、一体化的对接，所以我想未来应该说金融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还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往前走。

周锐： 谢谢万老师。金融领域最近比较受关注的是人民币，一方面我们听到一些好消息随着全球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在人民币国际化上迎来了一个窗口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的确最近出现了一定承压的情况，甚至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因为互换，对方换到的人民币开始抛售，导致增加了人民币的压力，请问夏乐老师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夏乐： 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我过去一直在关注，特别是在过去10年我做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互换的研究，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你说人民币互换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会对人民币的汇率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我也不能否认。但是你要说现在汇率完全是由于人民币的互换导致的，我觉得这绝对是过度地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货币互换工作的机制，大家最简单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央行对央行之间的紧急贷款，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说阿根廷的央行向人民银行提出了动用货币互换，其实就是我们人民银行给阿根廷的央行紧急的贷款。阿根廷央行得到了人民币的紧急贷款会通过某些机制分发给下面，这不是无偿的，把它再贷给下面的企业，原因是遇到了国际收支的麻烦，他们没有能力借到美元，他们拿到一些人民币，有些人民币借给了阿根廷的企业，它本身就是为了进口中国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最近是非常紧密的。还有一些说我现在暂时不会进口中国的东西，我需要使用它到国际市场上换一些美元来，然后用美元去做自己的交易、做生意。这时候有人就讲你换了美元了，把人民币抛售到市场上了，会对人民币的离岸利率造成很大的影响。

夏乐： 像我刚才讲的会不会有影响？的确是抛售有影响，但问题是我们已经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了，我看每天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交易量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我想是不应该给人民币的汇率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的。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些钱是要还的，也就意味着当到期之后这些企业要去市场上再去购买人民币，还给阿根廷央行，阿根廷央行再把这个钱还给人民银行，这不是“免费的午餐”，短期内可以看到这几天他在抛售，过几天你会发现这些企业要到市场上购买人民币要还钱。一来二去我认为基本上对整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是趋于中性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拉长，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次性地把额度都换了。有些人可能有误会。再以阿根廷为例，中国央行和阿根廷央行之间有1300亿的额度，事实上动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不是一次性把它都换过来再去转借。大家明白了这个机制就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精准的判断，也就是说这种货币互换对于人民币离岸汇率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偏中性的，而且目前来看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夏乐： 回到人民币汇率本身的问题，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好像是有一些下跌，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恐怕有两个： 第一，美元的确强，因为美国的加息在年初的时候大家预期可能加到6月份就会停，但现在看来7月份还会加，然后有很多人说可能过完夏天到9月份还有可能再加。美元加息的过程的确是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另外一部分也跟国内经济的复苏第二季度可能和大家的想象有一些偏差有关系，当初我们想象的是非常强劲的复苏，但是第一季度表现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到第二季度我们看到势头有所减缓，这时候市场会有对预期的修正，这也造成了我们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受压。我认为，其实主要还是这两个因素导致的。

周锐： 好的，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圆桌会可能要暂告一段落，刚刚我们从中新财经的一些报道出发，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共同讨论了如何以高质量发展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通过专家们的分享更加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希望大家未来继续关注中新财经论坛，继续关注中新社各个平台对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报道。 我们再次感谢吴萨老师、夏乐老师和万喆老师，也谢谢大家的到场！谢谢！

单冰洁： 再次感谢几位青年学者带来的精彩观点和精彩分享，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让我们感受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青年人面对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的勇气与毅力、信念与热情。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在今明两天我们为大家安排了非常精彩的五场主题论坛，敬请期待，我们下午再见！

本场直播到此结束，感谢观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