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印钱催生”建议引发热议 发钱鼓励生育可行吗？

　　任泽平“印钱催生”建议引发热议 发钱鼓励生育可行吗？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帆 深圳报道

　　鼓励生育的话题再度引起热议。

　　1月10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任泽平在报告中写道：“根据调查显示，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为41.5%、27.2%，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短期有助于稳增长、拉动内需，长期有助于改善供给侧、优化人口结构、提升社会活力、提高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助力民族复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推出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

　　不少质疑指出，“印钱鼓励生育”的建议是哗众取宠。一方面，“央行放水2万亿”有待严谨论证，并且大量印钱会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简单粗暴的发钱，并非提升生育率的万能良药。

　　任泽平团队随即对热议的问题有了新的回应：为什么是印2万亿，而不是从财政预算出？因为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所以印钱生娃。会不会引发通胀和房价上涨？不会，专款专用。短期有助于拉动需求、稳增长，长期有助于社会活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一些发达国家，或者是中国的部分地方政府，都曾采取或正在采取“发钱”的办法鼓励生育。在受访人士看来，用真金白银鼓励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作用的，但“印钱”的方式值得商榷，真正的鼓励生育，还是需要从大家“不想生”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最终一定靠的是多措并举，既要有一定的财政投入，也要有系统的制度设计等。

　　发钱鼓励是否可行？

　　关于印钱鼓励生育，任泽平1月10日在微博上补充强调，“注意，是每年多印2万亿用于鼓励生育。”

　　反对者除了认为会引发通胀风险等之外，还质疑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生育问题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媒体表示，“货币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一个国家货币的增长要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要想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货币必须保持相应的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什么问题都要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调整，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担负的职能，它们都有各自应采取的政策手段和实施政策的渠道，如果各种部门政策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话，必然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则在微博上表示，海外经验证明，印钱和生育率没有关系，设立专项生育基金也是徒劳。洪灏举出日本的例子，从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开始疯狂印钱至今，越印钱收益率越低，生育率也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影响因素并非只有“印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投入出台一揽子鼓励生育的措施，在很多国家起到了效果。

　　以瑞典为例，瑞典家中养育儿童的父母可以酌情减少工作时间，企业可以据此减少其工资但不得解雇，设立“父亲配额”以及社保奖金鼓励父母双方享受完全平等的产假。同时，80%以上的托儿所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中小学教育免费，16岁以下的儿童可按月领取津贴，津贴随物价变化，若家庭中有一个以上孩子，还可得到家庭补助。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5提升到了2017年的1.9。

　　中国实施三孩政策以来，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提出，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也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随后，也有个别地方跟进类似措施。

　　1月10日，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与育娲人口研究学者发表的《可怕的是少子化，不是长寿引起的老龄化》也提到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以及增建托儿所等鼓励生育的几项措施，这些措施约投入5万亿元。

　　梁建章建议，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每年需要2万-3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2%-3%。

　　有人口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生育成本往往需要由家庭、用人单位与政府几方共同承担，个人往往希望政府承担得更多，但很多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这便成为了一个矛盾，政府也需要量力而行。

　　需要多措并举

　　在陆杰华看来，当前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育成本较高，二是生育观念改变。要提振生育率，需要从“不想生”的角度出发，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中，降成本需要有更直接的措施，包括降低各种养育、托育、教育等方面的成本。

　　发钱看似降成本的一种有效方式，但生育成本除了指显性的育儿金钱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之外，还包括相对隐性的父母时间成本，以及尤其是生育女性可能会在职场上承受的“母职惩罚”等。

　　曾有调查显示，在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一位一线城市的金融行业白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她自身的情况来看，家庭财力足以支持生育多胎，但主要的阻碍在于缺乏照顾者，如果继续生育，基本意味着她要终结职业生涯。如果只是获得生育补贴，根本无法打消她的顾虑。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三孩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主要与三方面有关，一是时间保障，二是缓解经济压力，三是解决女性生育和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需要综合的配套支持，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

　　“要降低年轻人的成本，建立年轻人友好的城市。”赵燕菁说。

　　关于“生育观念”，任泽平也有一个格外吸引眼球的观点：一定要抓住1975-1985年这代人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不要指望90后、00后。1975-1985年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陆杰华向记者表示，客观来看，90后和00后才是生育的主力，至于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关键也在于创造更加生育友好的环境，这包括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改变观念，并且这会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但当下就必须要重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引发争议的观点之外，任泽平也一贯在呼吁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在此次的研究报告中，他继续强调了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等几个方面。记者就此事联系任泽平，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

　　董玉整向记者表示，生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行为，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有多方面的考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把人口问题上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谋划布局，并且持续推进，这样提振生育率才可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