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黄怒波：做企业家和登珠峰都是挑战不确定性

2021-06-25 19:31:13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25日电 (赵佳然)“登山时不会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顶，做企业也是如此，仅存伟大的幻想没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顽强挑战。”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创始人黄怒波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专访时，如此将企业家精神与登山精神联系在一起。

　　1995年，黄怒波辞职创建中坤集团并担任董事长，通过投资房地产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投资创业同时，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黄怒波从未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同时与登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前，黄怒波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十余部，并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完成七大洲高峰的攀登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其中三次登顶珠峰，2018年率北京大学山鹰社登顶珠峰。

　　前不久，黄怒波撰写的小说《珠峰海螺》正式出版，作为一部“商战”“登山”双主题的小说，书中不仅刻画出攀登珠峰的艰难险阻，同时再现了企业家在商海鏖战中的跌宕起伏。

　　《珠峰海螺》历时十年完成，结合了作者登顶珠峰的个人经历，浓缩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图景，体现出不断创新、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质。在接受专访时，黄怒波感慨道，企业家的挑战与攀登山峰有诸多相似之处，在遇到不确定性时勇于挑战的精神是一致的。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创始人黄怒波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创始人黄怒波接受“全宝对话”专访实录(有删减)：

　　中新经纬：前不久你再次登上珠峰和大本营，作为曾经成功登顶珠峰的企业家，此次再去珠峰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不同？

　　黄怒波：我登过5次珠峰，其中1次失败，3次登顶。2018年，我作为总指挥带领北京大学山鹰社登珠峰，这也是世界第一支登珠峰的普通大学生登山队。那次经历让我感慨万分。

　　2002年，山鹰社登山队在攀登西藏希夏邦玛峰的过程中遭遇雪崩，从此以后业内便认为大学生不能登这么高的山。但对我来说，回看民族历史，多少年来我们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倘若因为一次失败而不再尝试，那么便失去了向上精神。所以，我不断地做北大的工作，2016年终于获得了学校的准许。

　　探险不一定意味着冒险，要有一切可控的方案；同时，要强调组织纪律，要听话，这两点北大山鹰社都做到了。这次我们很顺利地登顶，从失败的地方站了起来，这样才对得起埋在雪里的那几个学生。

　　这次再回珠峰，见到了相识多年的向导藏族弟兄们，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实际上，我的小说背景就是珠峰顶上，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新一代西藏人，他们从过去的放牛娃成长为了与国际接轨的新兴产业参与者。

　　登珠峰对我最大的磨练就是，让我发现人在山的面前如此渺小，然而但只要肯坚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东西。事实上，企业家的挑战跟登珠峰一模一样，就是挑战不确定性。登山时不会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顶，也不知道未来的危险在哪里；做企业也是如此，仅存伟大的幻想没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顽强挑战。

　　中新经纬：最近你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企业家精神的审美批判”，为何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企业家精神放到一起？

　　黄怒波：我们这一代做企业的人，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我这次在演讲中谈到，古树参天是因为它的根深深扎在大地里；这一代企业家有如此成就，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并不是因为个人多么了不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

　　企业家这个名词是新出现的，过去我们被称为商人，企业家概念的出现，也代表着社会给予我们的尊重与认可，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然而，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所做的是否全部都对？我们是不是天生应该得到这么多？

　　从我个人的反思来讲，我认为这一代做企业的人，严格来讲都是套利型企业家，意思是并没有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上进行创新，而是利用信息差或者机会差，拿到了别人拿不到的资源。

　　举例来讲，为什么房地产富豪多？因为套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住宅是个大问题，但当时国有企业没有重点做房地产。于是，民营企业便抓住机会，利用社会巨大需求和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大量的房地产商由此而生。套利就是利用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能力，获得你的利润。

　　套利型企业家存在的问题是机会主义，比如今天倒钢铁，明天、后天又做不一样的产业。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很多机会不是总是均衡出现的。机会主义背后的因素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不做“老大”，就没有市场份额，存在一定“赌”的性质。

　　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需要看清事物本质，将企业家身上的社会达尔文基因剔除掉。如果我们得到的多，那肯定会有人得到的少；所以我认为，21世纪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小康，我们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不要落下任何一个人。

　　中新经纬：你提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部分企业家产生了寻租与套利的两种倾向。从反思角度来看，你认为这种思想能清除掉吗？

　　黄怒波：我们到了该清除(这种倾向)的时候了。

　　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企业家要反思自己是怎么野蛮发展过来的，以及要给后来人灌输什么。我们需要考虑和谐发展的问题。如此来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刚开始，但总得有人来做它。

　　中新经纬：你认为老一辈的企业家应该如何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

　　黄怒波：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从最传统的资源依赖走向了数字经济的依赖。数字经济的特点是透明、公平，要求企业不能依靠套利，而是需要技术创新，比如说芯片技术等。在数据化面前是造不了假的，这样一来又带来了另一种企业家审美的可能性，即追求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再依靠寻租和套利获取利益的模式将不再适合。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也是我们创业的最好时期，因为它允许你个体化、碎片化，也不一定依托传统资源。在这个时代，谁能够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谁就会成功。

　　中新经纬：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理事长，也接触了许多年轻企业家。在你看来，“九二派”企业家与“80后”“90后”企业家的创业逻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黄怒波：我们创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企业。我倒过钢材，卖过茶叶，也倒卖过复印机，那时候就只能逮着什么算什么，也是套利的表现。然而，创业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

　　这一代创业者面临的，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完善的法制。由于中国经济的蓬勃成长，市场扩大，这一代人赶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机会，而数字经济时代也给予了个人创业的自由。

　　创新是需要敏感度的。当企业家不再创新的时候，就已经从企业家回到了商人。企业家的创新需要不停创新，但是由于财务自由问题已经解决，加之知识的局限性，“九二派”已基本丧失了创新动力。敏感与生存是相关的，当人们觉得“明天不做就活不下去”才会敏感，当功成名就之时就会缺乏动力。由此来说，现在的创新机会是靠新的一批企业家带来的。

　　企业要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现在的消费主力是年轻人，企业如果与年轻人脱节，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我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会淘汰一批企业，不淘汰就没有进化。举例来说，传统汽车行业如果不做电动汽车，那么在5年内或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我希望“九二派”能够好好反思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所得所失留给社会，要留给社会新的创新空间。

　　中新经纬：你认为老牌企业需要适应或“讨好”现在的“00后”吗？

　　黄怒波：那是一定的。社会的消费群体完全变了，所以企业的创业文化、传统模式也得变。我认为5-10年内，现在的大批传统产业都会消失掉。比如房地产行业，未来“00后”们也许不买房，认为租房就行了。所以，消费的观念的改变，使得传统行业将慢慢弱化。

　　中新经纬：有观点认为，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遭遇到了舆论困境。对此你怎么看？

　　黄怒波：目前，民营企业与企业家和大众确实出现了对立情绪，这是全球都存在的现象；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财富不公，这也是接下来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作为企业家有责任反思，虽然不一定要把钱都捐出去，但需做到低调。

　　另一方面，对立情绪也反映出了社会进步。大家都在思考财富重要还是公平重要，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认为，社会也需要进行宽容教育，减少对立。

　　中新经纬：早在2008年，就有企业家呼吁开始新的商业文明。十几年过去了，在你看来新的商业文明诞生了吗？

　　黄怒波：当然，现在的许多新的商业文明其实并没有被意识到。比如，企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寻租的风险；此外，法制的健全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文明。

　　中新经纬：你对现在的短视频等互联网新兴热点关注得多吗？

　　黄怒波：我现在正在尝试将旅游行业等重资产清退出来，创业做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孪生、虚拟人、区块链等。

　　曾经我对互联网知识一点都不懂，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互联网信息与价值的理解。2017年，我带着北大山鹰社登卓奥友峰，此前我买了50多本互联网相关的书带上山，涉及新媒体、短视频等等。在山上读完这些书后，我便决定开始内容创业。